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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伊始，我就用心這樣來經營。創業數年後，公司經濟基礎得到穩固時，我把年終獎金一個個交到員工的手裡以後，建議他們考慮一下拿出獎金的一部分捐獻給社會。職工拿出一點點錢，公司也提供與從等同額度的錢，捐獻給那些連新年年糕都買不起的窮人。
員工們對此很贊同，爽快地捐獻了一部分獎金。這是京瓷公司今天所從事的各種社會貢獻事業的開端，這種精神今天仍在繼續沒有改變。
也就是說，從創業不久起我就努力實踐利他精神，即把自己辛勤汗水的結晶哪怕是一小部分用他人，使它有益於社會。
出於“奉獻於社會、奉獻於人類的工作是一個人最崇高的行為”的個人信念，在1985年，我創設了“京都獎”。投入我所持京瓷公司的股票和現金等個人財產200億日元成立稻盛財團，挑選出尖端技術、基礎科學、思想藝術等各個領域取得優異成績、做出傑出貢獻的人士進行表彰，頌揚他們的功績。在這種宗旨下成立的獎項，現在，已經成為與諾貝爾獎匹敵的國際獎，深受大家的好評。
由於京瓷公司發展的結果，我的個人資產也意想不到地劇增，這是在大家的支援和幫助下獲得的，決不能據為私有。社會給我的、或者說社會暫時給我保管的資產以有益於社會的形式還原於社會才符合道理。這個京都獎在回報社會的同時，又是我的利他哲學的一種實踐。
我的社會慈善事業受到高度評價，在2003年，我被卡內基協會授予“安德魯。卡內基博愛獎”。在過去的獲獎者中，有比爾。蓋茨，喬治。索羅斯，特德。塔納等世界級慈善家。作為第一個獲此殊榮的日本人，我在頒獎儀式上這樣說道：
“我是工作‘一邊倒’的人，我創辦了京瓷和KDDI兩家企業，並幸運取得了超出預想的發展，也積累了一大筆財富。我對卡內基說的‘個人的財富應該用於社會的利益’這句話十分認同。因為我自己以前也有這樣的想法，財富得自於天，應該奉獻於社會、奉獻於人類，因此我著手開展了許許多多的社會事業和慈善事業。”
先前講過“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我認為“君子疏財亦有道”，也就是說用錢比賺錢難。用利他精神賺取的錢財應該以利他的精神使用。儘管微薄，我希望用這樣正確的“散財”方式為社會作貢獻。
日本啊，把“富國有德”定為國策吧
善意的思考和惡意的思考自然而然就導致事物最終走向不同的結果。
比如，在和他人發生爭執的時候，特別想駁到對方，讓對方自己承認缺點。我想，還是體諒對方，與對方一起尋求解決良策，這在解決同一問題時，其結果是迥然不同的。有無對對方的“體諒”是產生差異的原因。
以前，圍繞日本市場的封閉性，日美關係非常緊張的時候，我提議成立“日美21世紀委員會”，以兩國的民間人士為中心，就兩國之間存在的各種問題進行坦誠的對話，以此促進日美關係的改善。
當時，我建議相互之間不要劍拔弩張指責對方不對。如果不考慮對方的實情和背景，一味地說“你不對”，“不，你讓步才對”，這樣一來，原來可以一致的都達不成共識。僅僅以得失或爭論的輸贏為目的的談話一定無果而終，甚至造成更加不信任。
所以，首先要尊重對方立場的態度，不只固執於自己的意見，也充分關心對方的想法，把利他思想作為基礎就能夠促進對話。而且，我認為如果有必要的話，日本應該率先讓步。為什麼呢？因為戰後的日本是得到美國的很多恩惠——不遺餘力地提供糧食和技術或者為日本產品開放了一個巨大市場等——才復興、成長起來的。
即使它是美國世界戰略的一個環節，但是，他們對我們非常寬容，這是不爭的事實。那麼這次我們向對方表示“體諒”，該讓步的讓步，掌握利他之心，這難道不是已成“經濟大國”的日本應盡的職責義務嗎？
基於這樣的宗旨，該委員會進行了為期兩年的討論後，向日美兩國政府遞交了建議書。
在設計今後的“國家的模式”中，關鍵詞除體諒（關心他人）的精神外，還有以德為基礎的建國方略。
以前，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川勝平太教授曾說過“富國有德”。他提出“立國不憑富而因德”。即有效使用財富的能力，以德行報答他人和他國的建國模式。不是透過武力或經濟經濟實力，而是以德行為他國做“善事”，獲得信任和尊重。
我也認為應該把德作為國策的基礎。這才應是曾經因追求本國利益而遭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