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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面對大場合、陌生人的時候就全身冒汗;另外他其實也不知道該講什麼。他只好把發言稿先寫好滿滿三大張紙,但還是不想這麼順從地發言,於是,王石的性格在這些細節上就體現出來了,他把三張稿紙糊成了一張,捲成卷就上臺去了。結果整個發言的過程都是他在捋那張紙卷的聲音:“呼——呼——”指導員在下面氣得半死:“王石你個混小子搞什麼名堂!”——他的名堂顯然很多。讀報會上排長給大家念文章,聲情並茂地讀到:“XX同志剋剋業業地為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工作著……”,王石及時站起來了:“排長,不是剋剋業業,是剋剋剋剋業業!”——結果可想而知,全場鬨堂大笑,排長極其下不了臺。
所以如果要戰友們來回憶軍隊時期的王石,一定逃不掉“調皮”二字。王石當時的確也是20歲不到的楞頭小夥兒,他有著那個年紀特有的對未來無限的想象和憧憬,以及由此而帶來的憤怒和抱怨。他有他的篤定,也有他的彷徨。那個時候,他經常對自己說的就是:“你王石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安心吧!”
安靜下來容易,安心卻不是那麼容易。王石生活在一個條件比較優越的家庭,他沒有太多的思想負累,他自己所想象的,很自然會成為他認為天經地義的世界,但現實卻是那麼真實。所以,儘管他也能讓自己儘量和集體融合在一起,不要讓自己顯得太另類,但心裡的那簇火焰始終讓自己無法平靜。
當那件事情發生後,王石清晰地感覺到自己真的是不適應這樣的集體生活了,他嚮往的是個人奮鬥,他需要那種個人力量帶來的成就感,那種於連式的榮光,他需要離開。
那一年,部隊請來一個山東的農村婦女做報告,報告的內容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報告的內容大體是:母親批判自己的思想沒有女兒革命,自己有利己的思想,而女兒則是完全的革命的利他主義。比如,母女倆一起去買菜,挑豆子的時候,母親就儘量挑好的豆子;女兒呢?看見母親這樣做,很生氣,把母親挑的好豆子全部倒回去,然後往自己的筐裡全部裝差不多爛掉的豆子。然後母親總結說:自己的思想不如女兒,覺得很慚愧,女兒心裡想的都是別人,希望別人都得到好豆子,而自己只想到自己家。
王石在下面聽著,納悶無比:如果大家都像那位女兒一樣的話,菜農豈不是都不用種出好豆子了?因為反正差的大家都在搶嘛!結果只有一個:越來越差。難道大家都喜歡差嗎?進步是不是已經不用考慮了?王石越聽越苦悶,覺得完全不能理解,更不能理解的是這樣的報告是領導們極為推崇的,強調大家一定要仔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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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這個人》:壓抑(3)
而最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報告結束後,領導們帶著做報告的婦女去食堂的單間吃飯了,師傅殺雞宰羊地招待領導和做報告的人。當他們盡興地吃喝談笑的同時,王石和一班戰友則在外間食堂大廳裡吃著粗菜糙米。王石至今餘怒未消:“這樣的環境,難道你不會壓抑嗎?要去遷就它難道不是很委屈嗎?我當然是受不了的!”
部隊的幾年是王石從家庭走向社會的第一步,是他和社會之間一個重要的轉折,但就在這個轉折點上,他對人生的夢想、對人生無限的憧憬,都遭到了迎頭一擊。他也許從來沒有思考過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理想和社會的契合點在哪裡,但部隊的幾年生活迫使他開始思考更大的問題,他開始想到自己的價值,社會和自己個人的關係,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在家裡伸手伸腿皆自如的生活已經結束,他要面臨整個社會給自己的考驗了。雖然這個考驗的第一步以他的苦悶和壓抑而告終,但畢竟有了第一步,他可以完全確信自己的選擇應該是怎樣的了!
當母親趕到部隊希望王石不要復員回地方的時候,王石表現出了一個成人的固執,他一定要到社會去工作。他明白自己需要什麼,雖然他的選擇未必是好的選擇,但,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對一個正在彷徨的青年來說,有什麼比堅持自己的想法更讓人激動呢?
所以,在部隊待了5年後,王石堅定地對父母說:“我要回鄭州。”
回鄭州無非就是做工人,比起部隊的穩定和風光,70年代工人擁有的,也只是一份固定的工資而已。
回到鄭州,王石有兩個工作選擇:一是到市政府開車,當時政府需要司機;另一個選擇就是到鄭州鐵路局的水電段做鍋爐大修車間的工人。前一個工種好解釋,無非是屬於政府的小車隊,領導或單位要用車的時候就當司機拉人或拉貨。後一個工種對於不是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