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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幫助。但，我不願意談那一段傷心的往事，更不願它在我活著的時候公之於眾。一個女作家，又是單身的女作家，這種心情您是可以理解的。我別無他求，只求安寧。我不希望成為人們議論的物件，更不希望讓人家議論我的個人生活。而且，我覺得這一段報刊上關於我的文字已經夠多了。
不論是美言或惡言，都不能過。過猶不及。因此我希望在今後的一段日子裡被人忘卻，專心寫作。
我的意見就是這樣，一切由您自己決定。作為同行，願意今後多向您學習。
祝
筆健
戴厚英
八五、六、四
於是，我多次前往復旦大學，對她進行詳細採訪。
我們開始了傾心長談。
濃霧散去，她顯示出真實的面目。她是那樣的坦率、真誠。她說，她從未這樣詳細地談她自己。
磁帶盤緩緩地轉動著。她的聲音不斷地“凝固”在棕褐色的磁帶上。時間悄然流逝，一盤又一盤磁帶錄上了她吐字清晰的聲音……
在她的長談之中，她特別談到父親被打成右派分子對於她一生的極其深刻的影響，引起我的強烈共鳴。她的談話使我清晰地意識到，反右派鬥爭所造成的災難，不光是坑害了那眾多的右派分子本身，而且給更為眾多的右派分子的子女們帶來巨大的災難……
她與“書香門第”、“家學淵源”無緣。她本是赤貧土地上的一棵小草。但她是一棵奮鬥的小草。她擁有腳下廣袤無垠的大地。
她的家鄉流行一句話：“人是一棵草，沾地就能活。”戴厚英正是一棵“沾地就能活”的小草。
1938年3月5日，她降生在安徽淮北阜陽地區潁上縣的一個小鎮上。那兒是窮鄉僻壤。
她對我開始這樣的自述：
“我的一家，很普通，也很善良。我的父親是店員出身的合作商店經理，小鎮工商界的頭面人物。僅僅因為對統購統銷政策提了一點意見，就給打成右派。
“在我父親成了右派之後，災難又波及到我叔叔。叔叔是一家國營百貨商店的經理，工作中出了點差錯，丟失了一千元現款，硬說成是他偷的，而且是有意破壞！縣裡公安局派人下來，把他看起來，不許回家。我們家裡的人，大約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非常要面子，自尊心非常強。叔叔性格很剛烈，他受不了這樣的冤屈，自殺了！二十八歲的嬸嬸成了寡婦，叔叔死的時候也是二十八歲。他們有一個小女孩，四歲。嬸嬸肚子裡還有一個，幾個月以後才生下來——就是我現在的堂弟。嬸嬸不識字。叔叔死後，她孀居一輩子。她才五十多歲的女人，頭髮全白了，看上去完完全全是個老太婆。
“就在叔叔自殺後一個月，小偷給抓住了！我嬸嬸要求處死那個小偷。我們都勸她，小偷畢竟只是偷你的錢，沒偷你的命呀！
“叔叔死後，嬸嬸沒法維持生活，就跟我們家合在一起過。那時候，我父親本來是經理，因為成了右派，被降職降薪，每月工資只有二十九元五角。
“父親只有一點粗淺的文化。母親比父親大一歲，文盲。”
在戴厚英成名之後，母親無法讀懂《人啊，人！》，無法理解為什麼《人啊，人！》會遭到“大批判”，但是她常常把《人啊，人！》當做最為珍貴的禮品。每當至好親朋來訪，母親總是對戴厚英說：“送一本《人啊，人！》吧！”
戴厚英這樣對我繼續回憶道：
“我母親在街道縫紉組工作。母親是很能幹的家庭婦女，會做一手好針線、一手好菜。可是，收入也極其微薄。
“家裡一窩孩子，七個。我排行第二。大姐早就出嫁。三妹在1958年去新疆，1967年因患糖尿病，沒錢買胰島素，一個月的工資才能買幾針胰島素，怎麼買得起？她死了，才二十五歲。她丟下一個小男孩，養在老家。我下面是四妹和三個弟弟。
為戴厚英寫《非命》（5）
“父親被打成右派，影響了我的所有弟弟妹妹的前途。全家蒙受了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雙重壓力。特別是接著遇上三年自然災害，我們過著赤貧的生活，餓得躺在床上起不來。
“我愛我的父親。在那個小鎮上，我是有名的孝女，從來沒有跟我的父親‘劃清界限’。在經濟上，我一直對家庭承擔最大的義務。”
戴厚英回憶說：
“在1980年以前，我過著絕對貧困的生活，比《人到中年》裡的陸文婷還要窮。
“現在想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