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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回來後，張紀恩又去上海龍華烈士陵園，在那裡也見不到張錫瑗的照片。
於是，張紀恩給出版《鄧小平》畫冊的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寫了一封信，認為《鄧小平》畫冊應該補上張錫瑗的名字和照片。他的信，寫得頗為尖銳，“但見新人笑，不見舊人哭”。他的性格便是如此，怎麼想就怎麼寫。
據張紀恩說，他的信，由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的###之子楊紹明轉給了鄧小平。毛毛看到了這封信。
後來，毛毛由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沈玉琴陪同，前來看望張紀恩。
這樣，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專門寫了一章《張錫瑗媽媽》，記述了鄧小平和張錫瑗的婚戀。書前，還印上張錫瑗的照片。也就是說，毛毛完全接受了張紀恩的意見。
張紀恩說起了那張張錫瑗照片的來歷：
張錫瑗死得很早，何況當時從事地下工作，不允許隨便去照相館拍照，所以尋找張錫瑗的照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不過，張錫瑗有個小妹妹叫張曉梅（原名張錫珍），也是中###員，由鄧小平介紹，和徐冰結婚。徐冰本名邢西萍，是鄧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的同學。解放後，徐冰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雖然徐冰和張曉梅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但是從張曉梅在西安的親屬家中，終於找到了一張張錫瑗的照片。
張紀恩這才明白，在編《鄧小平》畫冊時，確實是因為找不到張錫瑗的照片，所以沒有印上去，並非什麼“新人”“舊人”的緣故。不過，即便張紀恩的信，寫得那麼言詞出格，但是鄧小平並沒有半點責怪他。
鄧小平曾說過：“張錫瑗是少有的漂亮。”果真，那照片上的張錫瑗美麗動人。
這樣，在上海龍華烈士陵園，也有了張錫瑗的墓和照片。
。。
一位特殊的歷史老人（8）
張紀恩說，他去龍華烈士陵園，在張錫瑗的墓前，獻上了一束鮮花。
張紀恩的閱歷非常豐富。他勸我去採訪一位閱歷也很豐富的老人。他拿出一大堆名片，尋找起來。我看到他手中一一翻過去的名片，幾乎都是高階幹部或者高階知識分子，如###、薛暮橋等等。
我見到蘇淵雷教授的名片，便說起我認識他，但是我只知道他是著名詩人、書法家。
張紀恩卻告訴我，蘇教授也是中共早年的黨員，這很出乎意料。他勸我不妨去採訪蘇教授，請蘇教授談那段鮮為人知的經歷，對於研究中共早期黨史會是很珍貴的口碑資料。可是，就在我準備與蘇教授聯絡時，年近九旬的蘇老卻在上海華東醫院與世長辭了。
在張紀恩手頭的名片中，最為奇特的是越南黃文歡的名片。那名片上除了印著漢字“黃文歡”三個字以及一行越南文“HOANG VAN HOAN”之外，什麼都沒有——既沒有印“頭銜”，也沒有印地址、電話。
這一大堆名片，其實也就是張紀恩的特殊的交際圈的象徵。
為戴厚英寫《非命》（1）
1996年8月25日，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和她的侄女在上海涼城新村寓所遇害，噩耗傳出，上海為之震驚。海內外新聞傳媒關注這一重大命案。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一百七十多人組成的“八二五特大凶殺案”偵察專案組。經過對兩千人的調查訪問，最後終於偵破疑案……
在戴厚英遇害後的第四日，香港《明報月刊》便打電話來，約我趕寫紀念文友戴厚英的文章。
我找出多次與她談話的錄音帶和採訪筆記，還找出為她拍攝的照片、底片以及她送給我的著作，還有我在十幾年前從報刊上剪下的許多過去“批判”《人啊，人！》 的文章，開始著手寫作紀念她的長文。
我連夜趕寫了一萬多字，於翌日——1996年8月29日傳真給香港《明報月刊》，題為《從〈詩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上）。
香港《明報月刊》1996年第九期本來已經上機印刷，停機補上此文。幾天後，這一期《明報月刊》就發行了。
緊接著，我續寫了兩萬多字的《從〈詩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下），傳真給《明報月刊》。該刊在第十期發表了。
作為作家，我與新聞記者們的視角不同：他們關注的是偵破工作的進展情況，公安人員如何偵破兇手，兇手是如何殺害戴厚英，法庭怎樣審理這一大案……而我呢？我所注重的是用我的筆，向廣大讀者介紹我所瞭解的戴厚英，她是怎樣的作家，她坎坷的人生道路和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