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白協議書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教務）。黨中央遷上海後，張紀恩開始在永安裡一三五號一箇中央機關工作，後來轉到五馬路的清河坊坐機關，機關的樓下是一個雜貨鋪，賣香菸、肥皂、洋火等什物。
“張老告訴我：‘這個鋪子原來是鄧小平開的。那時候我們開很多的鋪子作掩護。我這個樓上原來是政治局委員李維漢住的，李調到江蘇省委當書記後，就不能住在中央機關裡面了，而要搬到滬西區江蘇省委的地方去，我們夫婦就調到這裡來了。在我這個機關，開了好幾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都來開過會，會上討論的是浙江問題和雲南問題。我們還接待過許多來往的人。周恩來最注意秘密工作，提倡女同志梳髻子，穿繡花鞋，住機關要兩夫婦，不要革命腔。我這個機關屬於秘書處管。我曾在文書科工作過。’”
毛毛還寫道：
“張老後來調到機要部門工作，他說：‘中央政治局開會，鄧小平作過記錄。他走了以後，叫我作記錄。中央很多負責同志都是湖南人，我聽不懂他們講話，作記錄可就困難了！’”
我曾在1992年7月兩度採訪過張紀恩，後來又再度採訪他。年已九旬的他，雖說自稱“老朽”，其實只是聽力較差，給他打電話，每一句話往往要重複一遍，但是他起碼能夠自己接電話，表明聽力還可以。他的記憶力仍很好。回首往事時，滔滔不絕。他說話直言不諱，反映了他直率的性格。
他指著毛毛的書中另一段涉及他的文字：
“文書科科長是張唯一，工作人員有張越霞、張紀恩等人。這個科要負責刻蠟版、油印、收發檔案、分發檔案、藥水密寫。這些工作都是分頭去做的，而且都是非常秘密的。中央的檔案和會議記錄，一式三份，一份中央儲存，一份送蘇聯的共產國際，一份由特科送到鄉下儲存。據說鄉下的這一部分沒有損失，解放後都拿到了……”
張紀恩說，這句“蘇聯的共產國際”，就是概念性的錯誤。共產國際是世界共產黨的領導機構，怎麼能說是“蘇聯的”呢？
其實，毛毛說的“蘇聯的共產國際”，可能是漏了一個“在”字，即“在蘇聯的共產國際”。可是，張紀恩看書，一絲不苟，有一點小小的紕誤也不放過。
1980年，多年在國家安全部門工作的張紀恩，曾受中央檔案館之邀，去完成一項特殊的任務。
張紀恩為此在中央檔案館工作了三個多月……
中央檔案館把這位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共中央機要主任請來，為的是幫助中央檔案館對一批早年的中共中央檔案進行手跡辨認等鑑定工作。
張紀恩一看這些檔案，如同舊友重逢，感慨萬千。因為內中有許多是他親筆所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記錄，還有許多檔案是他當年經手保管的。
張紀恩向筆者說起這些檔案的一個“驚險故事”：
1931年6月21日，就在張紀恩被捕的前兩天，中共中央派來兩位地下黨員，即徐冰和浦化人，從張紀恩所住的上海戈登路（今江寧路）恆吉里機關運走兩木箱中共中央檔案。
如果這兩木箱中共中央檔案落入敵人手中，後果不堪設想！
當時，風聲已經很緊，所以中共中央採取緊急措施，把戈登路恆吉里機關那兩木箱檔案轉移。這表明中共中央已經估計到恆吉里機關不安全。但是還沒有預料事情的變化會那麼快。不然，中共中央會下令恆吉里機關迅速轉移的。
一位特殊的歷史老人（2）
由於這兩大箱檔案及時得以轉移，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場大劫難。解放後，這兩大箱重要檔案全部進入中央檔案館。
考慮到張紀恩年事已高，中央檔案館每天取幾份檔案，請張紀恩鑑定。
張紀恩記得，內中有一份支部工作報告，下面的簽名像畫了一個符號，中央檔案館的工作人員無法辨認。張紀恩一看，馬上說：“這是鄧穎超的簽名！”原來，當時鄧穎超習慣於籤一個“鄧”字，而這“鄧”字又寫得“龍飛鳳舞”，所以不知內情的人幾乎無法辨認。
有幾份關於工會工作方面檔案的手稿上，沒有留下起草者的姓名。張紀恩一看，認出那是項英的筆跡。一核查，張紀恩的辨認完全正確，因為當時工人出身的項英，負責工會方面的工作。
有一份是中共中央代表對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會計的熊瑾玎的財務工作審查結論。中央檔案館不清楚那結論是誰寫的。熊瑾玎，當時人稱“熊老闆”，是上海“福興”字號的老闆。他是湖南長沙人，早年加入新民學會，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