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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當他恢復自由之後，收到北京友人來信，告知他的回憶錄手稿儲存在近代史研究所裡呢！當時，他真是喜出望外。
據告，他的回憶錄的一份手稿，曾由上海市公安局送北京公安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裝入麻袋，作為廢紙送造紙廠。幸遇一位有心人，從十幾麻袋的“廢紙”中留下兩麻袋，鄭超麟的回憶錄手稿就這樣被留了下來。
1980年，北京一家出版社派了一位女編輯來滬，與鄭超麟先生商議出版回憶錄事宜，又一次使他欣喜萬分。那位編輯充分肯定了他的回憶錄的史料價值，但因其中一章《戀愛與政治》涉及許多中共領導人的私生活，建議他刪去，他同意了。後來這一章單獨得以發表於香港《開放》1991年第2期。
另外，那位編輯建議他補寫因兒子去世而未寫的兩章。然而，他再也無法補寫四十年前的舊作了，於是便寫了《陳獨秀與託派》一文，補入書中。書名改為《鄭超麟回憶錄》。
他的記憶力強，又擅長用文字表達，況且所寫的是他親身的經歷，材料翔實、豐富，所以他的回憶錄成了研究中共早期黨史以及中國託派興衰史的頗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
在出書時，鄭超麟堅持要在書前寫上那樣一段“說明”。這使出版社感到為難。鄭超麟說，如果不加上那段“說明”，他寧可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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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入托派禁區（11）
據說，為了書前要不要這段“說明”，出版社向上級請示，而又沒有得到及時答覆，使這本書遲遲不能印行……
他告訴我，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的處境得到明顯改善，心情舒暢。雖然他足不出戶，然而訊息極為靈通。他視力不好，卻手持放大鏡大量讀書閱報。在戈爾巴喬夫當政時期，蘇聯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平反，他極為關注。他對我說，為托洛茨基平反，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有一回，他很深入地跟我談起託派問題。他說，中國的託派，根源在蘇聯。托洛茨基，是俄###內的反對派，而斯大林卻硬把托洛茨基派當成敵人，當成反革命。借用毛澤東的一句話來說，也就是把“人民內部矛盾”當做了“敵我矛盾”。隨著蘇聯的解體，蘇共的瓦解，託派問題早已淡化。
他還告訴我，他注意到《中國社會科學》雜誌1985年第五期一篇長文對陳獨秀一生的是非功過所做的比過去恰當的分析、評價。他也注意到《世界歷史》雜誌1985年第七期發表該刊主編朱庭光為即將出版的《托洛茨基評傳》所寫的長篇序言。他仔細閱讀了中###史專家廖蓋隆新近發表的一些文章。他還注意到西班牙共產黨書記關於托洛茨基問題的新著，以及蘇共近年來為托洛茨基恢復名譽的一系列文章。
他一口氣提到了最近國內外關於托洛茨基主義的一系列文章。我說他成了“老靈通”了。他笑了：“我理所當然關心這些文章。”
他的《玉尹殘集》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老作家樓適夷為之作序。序文還刊載於《新文學史料》雜誌上。他的關於中共早期黨史的許多回憶文章，近幾年不斷髮表，有的還被《報刊文摘》等所轉載。
當我問及他現在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態度時，他沉思了一下，說道：“就理論上的是非而言，我並不認為托洛茨基主義是百分之百正確的。但是，我是託派，我仍保留我的一些見解。”
確實，鄭超麟先生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我如實地把這位特殊人物的特殊的人生道路寫出來，孰功孰罪，歷史自會評說。
所幸的是，我闖入“託派禁區”，由於事先向有關部門“掛”過“號”，總算沒有給我帶來政治上的“麻煩”。
也正因為我在採訪中敢闖“禁區”，所以我在歷史的“角落”發現了諸多值得發掘的“現代文物”……
一位特殊的歷史老人（1）
1990年2月，鄧小平的女兒、《我的父親鄧小平》的作者毛毛來到上海，拜訪了一位八十三歲的老人，請他回憶鄧小平。
這位老人便叫張紀恩。
後來，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這麼寫及張紀恩：
“1990年2月，我在上海看望了另一位革命老人張紀恩。他生於1907年，1925年參加革命，1928年到黨的中央機關工作。他和黃介然一樣，都曾在上海法科大學（注：據張紀恩對筆者說，應為上海大學）唸書兼作###工作，該校的校長是沈鈞儒先生（注：張紀恩說，校長應為褚輔成，而沈鈞儒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