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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撂在了一邊。在三年前，又開始著手採寫，寫了一部分之後仍放下來，中途輟筆。
1995年冬，上海作家協會忽然緊急召集專業作家會議。我來到會場，才知道中國作家協會通知，上報1996年度作家創作計劃，以便從中確定若干長篇作為重點選題。當時，給每一位專業作家發了一張表格，要求當場填好。我就填上《轉折》，內容是“關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紀實長篇”，計劃在1996年度完成。
此後不久，我接到上海作家協會的通知，說是中國作家協會從全國各地作家協會上報的一千二百多部長篇選題中，選定了二十二部長篇作為重點，《轉折》被定為“主旋律作品”，選中了。接著，《人民日報》、《文藝報》、《文匯報》等許多報紙報道了中國作家協會1996年度二十二部的重點長篇。
列為“重點”之後，中國作家協會創作聯絡部不時來電，詢問創作進度。這促使我抓緊這一長篇的寫作。我不能不放下手頭的其他創作，全力以赴寫《轉折》，終於寫出了初稿。寫畢，看了一遍，覺得要作大修改、大補充才行，所以不得不又去北京“百老匯”。
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2）
篇名最初叫《轉折》，有的朋友建議應該加上一個“大”字，於是改為《大轉折》。後來，八一電影製片廠的電影《大轉折》上映了，為了加以區別，改名為《１９７８大轉折》。最後，又加上“中國命運”四字，定名為《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
這回去北京，“馬不停蹄”，全天候採訪。通常一早就出發，上、下午都安排採訪。
有一回甚至採訪到夜裡十一時。在離開北京時，數了一下，八天裡採訪了二十多人，錄了近四十盒磁帶，拍了三卷多膠片。我還特地去當年召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場進行拍攝，以求寫作時多一點“現場感”。
在北京諸多的採訪中，對於胡耀邦長子胡德平的採訪，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