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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任弼時夫人陳琮英（3）
於是，張越霞獲釋，而張紀恩以“窩藏赤匪，隱而不報”（指把樓上廂房轉租給“赤匪”）判處五年徒刑。
楊秀貞雖不是中###員，卻因與向忠發同居關係，判兩年半徒刑。
宣判後，張紀恩與楊秀貞被用一副手銬銬在一起，押往漕河涇江蘇第二監獄。楊秀貞當時穿一件黑色香雲紗衣服。後來逢“大赦”，張紀恩被提前保釋。
坐了三個多月的牢，經周恩來派人營救，陳琮英這才出獄，秘密前往江西紅區，終於第一次戴上了紅星帽。
個子嬌小的她，戴著紅星帽，艱難地走完長征之路。
在紅都延安，她戴著紅星帽，雙手不停地搖著紡線車，成為大生產運動中的能手。
她隨著任弼時轉戰陝北，經過千難萬險，終於以勝利的步伐邁入北京城。
她正要過幾天安定的日子，任弼時卻因腦溢血離開了人世。
她抹乾了淚水，帶著女兒遠志、遠征，兒子遠遠，繼續在紅色的道路上前進……
每一個時代，都給每一個女性打上深深的時代烙印。陳琮英漫長而曲折的一生，是在紅星照耀下度過的。正因為這樣，她深情地愛著那顆紅星，愛著那頂紅星帽。也正因為這樣，當我拿出照相機時，她拿出了紅星帽。
在舊金山，《星島日報》的記者來採訪我的時候，見到了那幾張戴紅星帽的照片，露出驚奇的目光。當他得知她是任弼時夫人時，立即問我能否送他一張。沒多久，這張照片就出現在舊金山的《星島日報》上……
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1）
1998年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週年。為了紀念這次歷史性的會議，我創作了紀實長篇《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
“你又去北京！”記得，在1996年5月，當我從上海前往北京採訪時，朋友們差不多都這麼說。
這一回，我去北京，依然是頻頻出入於那幾處“部長樓”，也去了中南海，還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大院以及《求是》雜誌大院，甚至還到遠郊的中共中央黨校採訪。我忙於長篇新著《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的創作。這本書當時已經寫了近四十萬字。由於需要作補充採訪，所以我又去北京。預計全書為五十多萬字。
《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寫的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本書香港版的書名一目瞭然，叫《從華國鋒到鄧小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際上也就是中共最高領導“從華國鋒到鄧小平”的過程（當然這一取代過程還延續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
我注意到，中國人有句掛在嘴邊的話：“自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這句話，在各種各樣的檔案上常常見到，在大大小小的報告會上常常聽到，在報紙、雜誌、電視、廣播裡屬於“高頻詞”……這一“高頻詞”現象，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會議的重要性。
縱觀中國共產黨走過的道路，有兩次會議是至關重要的，是歷史的轉折點：一次是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從此，中共中央逐步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
另一次則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鄧小平的領袖地位。從此，中共中央逐步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
人們已經習慣地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稱之為“新時期”。人們已經習慣地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所進行的艱難的工作，稱之為“新長征”。
從遵義會議開始的是“毛澤東時代”；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是“鄧小平時代”。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時期的遵義會議”。
我曾在1992年出版了關於遵義會議的紀實長篇《歷史選擇了毛澤東》。我決心寫一部姊妹篇——關於“新時期的遵義會議”的紀實長篇。
另外，對於我來說，《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一書，從時間上正好與《“四人幫”全傳》相銜接：《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一開頭，正是從1976年10月6日拘捕“四人幫”寫起。
比起遵義會議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難寫得多。正因為這樣，對於這部長篇的寫作，我已是“幾起幾落”：早在十年前，我便注意到這一重大題材，但是初步摸索了一下之後，馬上發覺寫作難度很高，未敢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