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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兒還養得起娘們兒？算了吧，還是一個人好，一人吃飽，全家不餓。”
一九七八年的一天，徐金戈接到通知，他被告知自己被選為區政協委員。他很奇怪，自己是個刑滿釋放人員，在政治上是個“賤民”，怎麼突然成了區政協委員？要說是被“選上”的，自己除了認識個文三兒，誰會認識自己？既然誰都不認識，又如何被“選上”？誰選的？
徐金戈自從當上政協委員後，開會的時間多了，工作也比以前忙了許多，他有很久都沒見過文三兒。一日徐金戈路過果子巷，忽聽見有人叫徐爺，他發現文三兒坐在一家小酒館靠窗的位子上，正向他招手。
徐金戈走進酒館，因很久沒見，想和文三兒聊聊。
文三兒喝酒的方式使徐金戈大吃一驚，他要的是九分錢一兩的劣質白酒，沒有下酒菜，他把桌上免費提供的醬油、醋倒進碗裡，然後從懷裡掏出一個紙包開啟，裡面露出一顆光滑圓潤的鵝卵石……徐金戈目瞪口呆地看著文三兒，不知他在搞什麼名堂。只見文三兒把鵝卵石放進醬油裡泡了一下，然後用筷子夾出放進嘴裡嘬一嘬鹹味兒，就一口酒喝下，又把鵝卵石重新泡進碗裡。
徐金戈問：“文三兒啊，你怎麼跟塊石頭幹上啦，這是種新喝法呢，還是兜裡沒錢，買不起下酒菜？”
“不是月底了嗎？沒錢啦，離開支還有幾天呢，先湊合著吧。”文三兒說著又咂巴起鵝卵石。
徐金戈要了一瓶“劍南春”和幾個冷盤，對文三兒說：“別咂巴你那石頭了，我請你。”
文三兒沒動筷子，他神色黯然地說：“徐爺，我沒臉吃您的，當年您送我一洋車，那是多大出手啊，一百九十五塊大洋啊，擱現在能買輛摩托，可我沒保住那輛車，給充公了，還不能說，說了就開批鬥會……徐爺，我對不住您，您坐了二十五年大牢回來，照理說我該幫幫您，可我無能啊，自個兒都混不好，我他媽能幫誰呀……”文三兒說著眼圈都紅了。
徐金戈安慰道：“別這麼說，我徐金戈如今舉目無親，只有你這麼一個故交，當年你兩次救過我的命，是我欠你的情，不過我現在也沒什麼能力回報你，真的很慚愧，來，什麼都不說了，咱們喝酒。”
文三兒喝下一杯“劍南春”，心情似乎好了起來，話也多了：“徐爺，您還記得方爺吧？頭些日子我碰見他啦。”
“方景林，他還活著？”
“活著呢，就是活得不太好，也是坐了十年大牢，今年年初剛放出來。”
“怎麼，他也坐牢了？不會吧，他可是個老革命呀。”
文三兒夾了一塊豬耳朵放進嘴裡：“解放後我就沒怎麼見過他，可也是，人家當了大官兒，誰搭理我一臭拉車的？方爺先是公安分局的局長，到了‘文革’那年，方爺已經是市局的副局長啦，照理說方爺混到這份兒上不容易，可不知咋回事兒，六七年底方爺被拿進大牢，一關就是十年，聽說方爺是叛徒又是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罪過大了去啦。”
“文三兒啊，你揀重要的說，他現在怎麼樣？你怎麼看見他的？”
“頭前日子我幫煤站拉蜂窩煤，不是要過冬了嗎？家家都得存點兒煤生火取暖呀，煤站的人忙不過來，辦事處就叫我們聯社去幫忙送煤，我負責教子衚衕那一片，方爺被放出以後，上面說他的事兒還沒完，不能分配工作，就暫時住在那兒，還真巧，方爺住的那個院離當年羅小姐死的那院只隔了一堵牆，是上面分配的還是方爺自個兒要求的我就不清楚了。那天我把煤往院門口一卸就打算走，我朝院裡吼了一嗓子，誰要的煤？可自個兒看好了，回頭丟了我可不負責。這時方爺端著塊木板搬煤來了，他把蜂窩煤一塊塊碼在木板上，再從院門口端到他住的小屋裡，弄得自個兒跟煤黑子似的，我瞅著他眼熟，一琢磨，哎喲我的媽呀，這不是方爺嘛，他怎麼住這兒來啦？我說方爺，您還認得我嗎？方爺抬頭看了看，一眼就認出了我，你是文三兒吧？您瞧瞧，記性真好，要麼怎麼說是當警察的呢。不像我，屬耗子的，記吃不記打，什麼事兒撂爪兒就忘。我說方爺，您還記得徐金戈徐爺嗎？他也出來啦，您想見見嗎？方爺說，哦，以後再說吧……”
徐金戈馬上打斷文三兒的話：“文三兒啊，你以後再看見方景林不要再提我的事，人家雖說也遭了難，可那都是共產黨內部的事，和我這種人性質不一樣，老方也有自己的難處，我們應該體諒才是。”
兩人走出酒館時，文三兒說要送送徐金戈，他用一塊乾淨毯子鋪在三輪車的平板上，請徐金戈坐上，然後蹬起了三輪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