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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後回家了，她很虛弱，面色蒼白，步履緩慢。她說：醫生囑咐我要注意保暖，好好休息，多吃營養食品，一星期要吃三次肉、蛋。上帝保佑我們，那些可憐的醫生不會想到我們吃不起。爸爸在爐子上為她燒了茶，烤了麵包。他又為我們煎了麵包。我們在樓上暖暖和和的義大利度過了一個美妙的夜晚。他說他不能久留，得回考文垂工作，媽媽納悶他兜裡一分錢都沒有，怎麼回考文垂？快到復活節的那個星期六，他早早起床，和我一起在爐邊喝茶。他煎了四塊麵包，用《利默里克導報》包起來，在大衣口袋裡各裝了兩塊。媽媽還在床上睡著，他在樓下衝她喊了一句：我走了。她說：好吧，到了寫信來。父親就要去英國了，而她竟然連床都不起。我問能不能陪他到火車站。不，他說，他不去那兒，他要到通往都柏林的公路上看看，能不能搭上順風車。他拍拍我的頭，吩咐我照顧好母親和弟弟們，就出門了。我目送他走進巷子，消失在拐彎處。我跑過巷子，看著他走下巴拉克山坡，走向聖約瑟街。我也跑下山，一路跟著他。他一定知道我在跟著他，回過頭衝我喊：回家去吧，弗蘭西斯，回家去陪著媽媽。
一個星期後，他來信了，說他已平安到達，要我們做個好孩子，履行自己的宗教義務，最重要的是聽母親的話。又過了一個星期，他電匯來三英鎊，把我們樂上天。我們有錢了，要吃煎魚、薯條、果凍和牛奶蛋糊嘍，還要每個星期六去利瑞克電影院、大廣場電影院、卡爾頓電影院、雅典娜電影院、中央電影院和最有意思的薩瓦電影院。說不定，我們還會跟利默里克有頭有臉的人物一起在薩瓦飯店喝茶、吃蛋糕呢，我們一定在端茶杯時伸出蘭花指。
下個星期六，沒有電報，又一個星期六，還是不見電報，以後的星期六，再也沒有電報了。媽媽又開始向聖文森特保羅協會討東西，又開始去“大藥房”，考非先生和凱恩先生開玩笑說爸爸在皮卡迪利大街養了個婊子，媽媽也只好陪著笑臉。邁克爾問婊子是什麼，她告訴他是喝茶時吃的東西。她成天和布瑞迪。漢農坐在爐子邊抽“忍冬”，喝沒有味道的茶。我們放學回家後，早餐時掉的麵包渣還在桌上，她再也不洗果醬瓶和茶缸了，糖都招來了蒼蠅，她也不管。
她說我和小馬拉奇得輪流照看阿非，用嬰兒車推他出去呼吸呼吸新鮮空氣。小孩子總不能從十月到來年四月一直關在樓上。要是我們說想跟夥伴玩，她就會扇來一個大耳刮子，打得你耳朵生疼。
我們只好和坐在嬰兒車裡的阿非玩遊戲。我站在巴拉克山坡的高處，小馬拉奇站在山坡下面。我把嬰兒車推下山坡，小馬拉奇本該把它接住，但他光顧著看一個小夥伴溜冰了，嬰兒車從他身旁飛快地衝了過去，躥上街道，直奔萊尼斯頓酒吧。那裡，人們正在悠閒地喝酒，沒想到突然衝進來一輛嬰兒車，裡面還坐個小臉髒兮兮的孩子，嘴裡“咕、咕、咕、咕”地叫著。酒吧夥計高喊這可夠丟人的，居然讓小孩坐在嬰兒車裡大叫著衝進門，該管管這種行為了，他要叫警衛。這時，阿非朝他揮起小手，面露微笑，他說：好吧，算了，給這孩子一塊糖果和一瓶檸檬水，也給這對破衣爛衫的小哥倆一瓶檸檬水。老天在上，這是個艱難的世道，一不留神，一輛嬰兒車就破門而入，你還得不分青紅皂白地拿出糖果和檸檬水招待他們，恁們倆帶上這孩子，回家找恁們的媽媽去。
小馬拉奇又有了一個妙計，我們可以像叫花子那樣，推著阿非在利默里克到處走，見了酒吧就進去要糖果和檸檬水。但我不想讓媽媽發現，迎面扇我的耳刮子。小馬拉奇說我不夠哥們兒，一個人跑了。我推著嬰兒車上了亨利街，到了至聖救主會教堂。灰濛濛的天，教堂也是灰濛濛的，一小群擠在牧師家門口的人也是灰濛濛的。他們在等著要牧師吃剩的晚餐。
我看到人群中，有個穿著灰色髒外套的女人，那是我的母親。
那是我自己的母親呀，也在乞討。這比領失業救濟金、去聖文森特保羅協會和“大藥房”還不如啊。這是最慘的一種恥辱了，和沿街乞討沒什麼兩樣，那些叫花子抱著他們滿身疥瘡的孩子，吆喝著：看在可憐的孩子的分上，給我們一便士吧，先生，孩子餓了，太太。
我的母親現在也成了叫花子，要是讓巷子或學校裡的人看見，我們家的人就把臉丟盡了。我的夥伴還會在校園裡給我起新外號，挖苦我，我知道他們會這樣說：
弗蘭基。邁考特，
是個討飯婆的兒，
長著疤瘌眼，
還去學跳舞，
一副哭喪臉，
像個日本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