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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卻推出精減80％人員的大規模結構調整方案後，立即利用透過報紙刊登全幅廣告等方法制造輿論，並集體組織起來反對政府的改革計劃。據悉，在實行結構調整的過程中，甚至採取了“以內退處理，一次性發放大額退休金”等各種通融方法。
當自己所屬的組織受到外部威脅時繼續堅守的想法出於本能的防禦意識。但是，如果這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準公務員組織的集體抵抗，就難免要受到極不負責任的責難。
我任部長時，每當執行新的改革措施，也曾遭到各種各樣的反對。如果“各論反對”的音調過高，就會影響到“總論”的實施。
我認為，許多公務員並不想真正瞭解行政部門的改革方向。尤其對於職位較高的人來說，本應贊同改革原則和政策路線，並且以身作則，但是他們非常欠缺這方面的意識。
先進社會應以市場經濟、國民利益為中心。但是，官僚們仍然沒有拋棄以國家為中心的“大政府、強政府觀念”，仍然迷戀政府獨權的行政方式。公務員無法成為改革主體的主要原因，就是這種觀念差異和理念衝突。
現在，政府追求的政策目標發生了變化。過去，“捨己奉公、犧牲個人”等都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是，如今國民個人的生活質量問題高於一切，政府要最大限度地抑制干涉國民的生活以及導致效率低下。
阻礙改革的頑固勢力認為，他們一直堅持的做法無可厚非，而且堅信今後也要持續奉行下去。同時，他們還提出與發達國家相比，韓國政府只是“小政府”而不是“大政府”的主張。
西方世界的“大政府”，是在經歷20世紀初的經濟危機之後形成的。政府為了解決失業問題，主動牽頭創造就業機會，並向福利部門投入了大量的經濟預算。而且，在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洗禮後，由於國防產業的比重擴大，導致政府機構變得更加龐大。另外，因為當時東西方意識形態的嚴重對立，尤其需要組建強有力的政府。
但是，隨著冷戰的結束，所謂“福利病”的依賴文化後遺症愈發嚴重，發達國家開始著手進行手術，採取了減少人均租稅負擔率、公務員數、政府的許可權範圍等措施，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轉型。
韓國還沒有達到福利國家的水平，並且也不是經過戰爭洗禮成長起來的國家。稅負率或公務員數量以發達國家的尺度衡量，相對偏低。如此看來，韓國政府也可以稱為一個“小政府”。
改革可以，但不能動我的“乳酪”（2）
然而，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首先，政府在整個社會領域行使了超越規定的權力。雖然政府的財政規模較小，但銀行金庫儲存量一半以上受到官僚集團的影響，準組稅、限制條件頗多。所以，將韓國與人口和收入遠遠領先的發達國家進行比較，並不合適。其實，韓國政府並非“小政府”，而是正在發展的“大政府”。因此，只能組建“韓國式小政府”。
民眾都認為公務員的工作是“鐵飯碗”。不過，保障公務員的身份和政治中立的目的，是讓公務員以公僕的身份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不是讓公務員藉此謀求個人利益。
為了有效地執行行政程式，公務員持有優越的公職權力，將自己稱為“人民的公僕”、“差人”、“僱工”等，而實際情況卻與之相反。公務員常常誤以為自己擁有比普通國民更優越的地位。另外，因為維持、管理行政機關的所需費用均來自國民的納稅款，所以，政府或公務員一般對金錢並不敏感。
對公務員身份的保障、公務員的優越心理及對缺乏對經費的正確認識等因素，最終為行政部門帶來諸多弊病，這也是行政部門必須進行改革的重要因素。
近期，我在報紙上看到對法國大文豪巴爾扎克1841年寫的《官僚生理學》的簡介。雖然已經過了150年的時間，但此書仍然充分地揭露出當今官僚社會的弊端。
“公務員只是一種為了生存領取俸祿、放棄擇業的自由、只會製作檔案和批准檔案的人”、“高階公務員是未能對政府有所幫助、反而善於利用政府為自己服務的技術人員”、“雖然規定公務員每天必須在官廳工作九個小時，不過其中四個半小時他們用在閒談、詆譭自己的上司、交換人事資訊和察言觀色上。也就是說，國家在流失一半以上的辦公時間”。
這本書中指出，繁雜而不負責任的批准流程是官僚制度中的最大弊害之一。“報告書是一種拖延的手段，有時也會成為逃避責任的工具”。最後他感嘆道：“懈怠、不負責任、擺架子、拉關係等問題就是公務員身上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