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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謹認真的工作氛圍。
就我個人而言，在改革浪潮洶湧激盪的時刻擔任行政部長，無疑是為自己增加一份沉重的負擔。從政的人都希望自己深得人心，因此，負責裁減機構和人員這樣“得罪人”的工作，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並非幸事。但是，我深知在邁向改革成功的道路上，需要一個“甘當惡人”的角色。既然如此，就讓我來擔當這個角色，一旦選擇，決不退縮。
在向公務員下發辭退、停職待業通知時，我感到異常痛苦。組織改組後需要確定新的人事安排，那段時間我經常徹夜無眠。因為我清楚地知道，被精減的人員，與我一樣也是一家之主，需要對一家人的生計負責。
早年，我曾有過在國會議員選舉中落選後沒錢租房的生活經歷。當時，為了掙錢餬口，每日凌晨就要起床，去市場批發鮮魚再到各處叫賣。甚至有一次已經與朋友約好見面，卻因沒有車費被迫取消行程。所以，我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失業者的心情。每當思及那些被精減人員將要面臨的打擊、痛苦和挫折時，我的心情都會變得無比沉重。
在公佈人事安排之前，行政自治部的一位科長來到我的辦公室報批檔案時對我說“部長，我們是一個大學畢業的”，細問之下才知道他還是我的學長。但是，根據“出生於1940年以前的高齡者擇先辭退”的人事原則，他只能被停職待業。對此我心存慚愧，揮之不去。但是選擇標準已經確定，我也無能為力。
“為什麼在這個經濟危機時期，要讓我去做傷害別人的事情”、“為什麼要由我來承擔這種得罪人的責任”這些想法令我久久不能釋懷。
有一位1940年在全羅道出生的事務官，被辭退後四處散發謠言：“部長是慶尙道人，所以驅逐了全羅道出身的我”，使我的處境變得非常尷尬。在尋找到與之直接相見的機會後，我試圖以“因為沒有對每位公務員個人的能力進行正確分析，所以只有把年齡當作最客觀的衡量標準”為理由說服他。聽到我的解釋，他表示可以接受這樣的結果，但仍希望為其在下屬部門安排一個合適工作。
另外，還有一些人在接到辭退通知後，其本人或夫人前來苦苦哀求。每當聽到“小孩有病住院了”、“家裡還有八旬老母時日不多了”等等令人頗感為難的話，我的心情變得非常難過，但也只能好言相勸讓他們回去。
從全民利益的角度出發，改革勢在必行。當然，這個過程也不可避免伴隨著陣痛。但是，為了拯救目前全民面臨的危機，只能丟卒保車。銀行職員的工作被韓國人公認為“鐵飯碗”，他們決不會想到自己會在一夜之間變成一名失業者，行政部門的公職人員也不例外。
當然，我們在改革的過程中，也曾考慮過公務員計程車氣低落及其遭受的痛苦等方面的問題。不過，在行政部門的結構調整中這樣的事情不可避免，所以大家應該正確面對現實。
以無數人的犧牲作為代價開展的行政部門結構調整，一定會成為國家發展的基石。而且，在民眾腦海中以“權威主義、不親切”等為代名詞的公務員，將真正以人民公僕的身份獲得重生。
如果政府的初期改革將目標定位於精減機構和人員上，今後則應把制定正確的政策方針、提高行政部門服務效率作為重點加以實施。
當然，在我的任職期內，取得劃時代的改革成效也許有一定難度。但是，我們在經歷改革和結構調整所帶來的痛苦之後，一定能夠品嚐到改革的碩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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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可以，但不能動我的“乳酪”（1）
“政府的改革是必需的。但是，我們的組織在推進改革的程序中不可或缺，所以堅決不能取消”，這種集團利己主義儼然已經成為改革前進的絆腳石。害怕變化、施加阻力的頑固勢力往往會提出“贊同總論，反對各論”的歪曲理論。尤其是既得利益較大的集團，只要改革對其利益稍有損害，就會強烈反對。
政府結構調整中最大的阻力來自政府下屬部門及國有企業。改革尚未正式開始，他們就透過示威*、寫匿名信、打匿名電話等活動表示抗議。民營企業忍受著30％～40％的高裁減率仍推進殘酷的結構調整。與之相比，公共部門集團利己主義的做法實在是太過分了。
在政府公佈公務員降薪10％以建立失業基金的方案之後，韓國總工會下屬鐵道、電力、菸草與人參等公共部門12個工會的代表聯合起來反對減薪及公共部門結構調整，與政府之間發生了摩擦。而且，當政府下屬部門在得知政府最初制定寬鬆的組織改組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