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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只能窩在盛大？我當時想，一定要頂住，一定要堅持，一定要為中國的職業經理人爭口氣。
那時候我沒走，不單是一個職業選擇，還是一樁有寄託的事情。那時，我第一次在心底明確了：
我的追求是做中國職業經理人的標杆，職業經理人就是我的事業。為了這樣的追求和事業，受苦亦是享樂。
撿碎磚石的最佳地點在京杭大運河，可去運河的那條路也是去我學校的必經之道。每天都會遇上揹著書包打打鬧鬧去上學的同學，推著翻斗車灰頭土臉的我簡直無地自容。別人總是在指指點點，“哎，那不是唐駿嗎？”還有更甚者，一路跟在我身後不懷好意地高喊：“唐駿，加油！”而最難堪的時刻，則是撞上我對之暗生情愫的那個女孩子。她是我的同班同學，也是學校裡的運動員，面板白白的，在那時的我眼中，她簡直像童話裡的小公主一般可愛。吃再多的苦我都可以忍耐，就是無法忍受被她撞見我幹苦力的模樣。在那一瞬間，一切美好幻想都破滅了，人生就像我拉著的那車碎磚石，醜陋、冰冷，而且毫無意義。
忍無可忍的我，向父母提出去別的地方撿石頭。他們同意了。可那也導致工作效率的直線下降，在別的地方辛苦找尋一天，往往連三分之一車也裝不滿。眼見規定的日期一天天臨近，我只好硬著頭皮再回到大運河邊去。
為了結束這樣的日子，我向父母提出了抗議：“我不要房子了”，“我長大不娶媳婦”，諸如此類。當種種藉口都明顯不起效果之後，我乾脆假裝生病，臥床不起。那天，我看見母親下班回來做好飯，就推著我的翻斗車出去撿磚頭了。過了很久她才回來，烏黑的頭髮上弄了一層白灰，面容疲憊不堪。但她依然走到我的床前，幫我掖了掖被子。那一夜，我沒有睡著。第二天，我對母親說，我的病已經好了。
一年之後，撿磚石的任務終於完成，分派給我的活兒稍稍少了些。我也因此有機會偶爾去學校上課。但依然沒有像樣的衣服穿，因為父母要把儘量多的餘錢都用在蓋房工程上。那時我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件新衣，是父親工廠裡發給他的一件藍色翻領工作服。房子竣工後，也許是作為一種獎勵，父親把這件衣服給了我。我對它異常珍惜，從初三穿到高二（我讀書時高中是兩年制），到北京去上大學時還帶著它。
這段蓋房子的經歷，對我而言是磨鍊，更是苦難。那時我正處於情竇初開、視面子為世間第一要務的年紀，卻被迫每天承受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摺磨。我剛剛成長起來的自尊心受到了重創。
感悟之三：戰略現實、戰術浪漫
我對自己如今性格的評價是：戰略的現實主義者，戰術的浪漫主義者。我看問題通常以三年為週期，這三年中的戰略目標我非常清楚。制定了目標後，就用各種浪漫的方法來實現。我反對實現方法的庸俗，在我看來那就是戰術上的低階。我要讓實現目標的每個過程都很享受。
很多人好奇於我的思路。對於這個問題，我年輕時就想得很清楚了。當時父母為了一個遙遠的目標，讓整個家庭付出了太慘重的代價。換了我在那個年代做同樣的事，我絕對不會透過這種方法來實現。
其實這也是很多公司和職場人的通病：戰略上理想化、浪漫化，而戰術上很苦、很累。其結果往往是徒勞無功。所以，
我現在作任何計劃，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從來不超過三年。人生是一段充滿變數的旅途，現在就跟自己說很久之後如何如何，反而是一種阻礙。
我推著翻斗車往來於大運河岸的那一年，是1975年，中國正處在舊時代未去、新時代將臨的前夜。那一年，日後將成為我生命中貴人的幾位人士，比爾？蓋茨20歲，史蒂夫？鮑爾默19歲，陳發樹15歲，陳天橋2歲。那時蓋茨和鮑爾默正在哈佛念大學，是橋牌桌上的好友。蓋茨已經和他的中學同學保羅？艾倫一起創辦了一家叫做微軟的小公司，就在這一年，他終於決定從哈佛退學開始全力創業。鮑爾默則孜孜不倦於他的幾個初期管理角色—哈佛橄欖球隊經理，《紅色哈佛報》編輯，以男生為會員的“狐狸俱樂部”的組織人。生於閩南茶葉之鄉安溪的陳發樹，那時剛初中畢業，在他生活的村子裡有一口大家賴以飲水的古井，多年後他告訴我這是他把新華都集團的Logo設計成“井”字的原因。而陳天橋，此刻在浙江一個小山村裡應該正蹣跚學步，誰也沒看出來這個小男孩日後會一度登臨中國富豪榜的榜首。
不過，就此時而言，無論對於身處的歷史時代，還是上述人物，我均一無所知。每日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