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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但所有中國演員的簽證，還是被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簽證官拒絕了。
這個突如其來的訊息，對我來說不啻于晴天霹靂。我簡單地計算了一下可能的損失，僅廣告費加場地費就有幾十萬美元打了水漂。更可怕的是，已經賣出去那麼多票，遇事就喜歡起訴的美國人肯定會告我商業欺詐。我不僅面臨傾家蕩產的窘境，而且甚至會有牢獄之災。就剩下10天時間，我還能做什麼？
在出過一身絕望和恐懼的冷汗之後，我開始冷靜地思考有無解決危機的方法。根據我日常的觀察，美國是一個尤其講究“政治正確”的國家，各級議員在社會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忽然靈機一動。加州是一個大州，有54個眾議員2個參議員，我把所有議員的人名都拿到手，然後給他們寫信。我在信中寫道：
作為您忠實的選民和支持者，我特別關心您和您的同僚們提倡的法律法規。你們提倡並且一直在實施的法律精神之一，就是特別重視對下一代的教育，你們認為下一代是你們生命的延續，同時也是美國的未來。這也是我和所有善良的人們投票選你們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這次我邀請了許多來自東方文明古國的歌唱家和藝術家來美國演出，促進中美文化交流，但不知為何，他們的簽證至今仍未簽下來。錢的損失對我來說不是問題，可是我和我的同事們接到很多小孩子的電話，他們問我：為什麼這些藝術家來不成美國了，美國不是很民主嗎？
我真的找不出理由來回答他們，我又不想找理由來騙他們，請您給我一個解釋好不好？
在信的末尾，我還告訴他們，如果幾天內收不到回信，我會把這封信抄送到《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等所有這些大報紙備案。寫完以後我把這封信列印了56份，抬頭的議員姓名和我自己的簽名用筆手寫，每封信貼上31美分的郵票寄了出去。
這封信發出後，果然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些議員立即給美國移民局、白宮辦公廳，甚至給當時的總統克林頓寫信，將我遇到的麻煩加以轉述，請他們調查一下。這些機構，包括總統本人在內，最怕議員找麻煩，所以紛紛發傳真到北京駐華使館詢問這件事。試想一下，如果你是使館的簽證官，一下子收到這麼多有關同一件事的詢問，肯定覺得這家公司來頭不小呀。
但簽證官不會當即承認錯誤，那樣他就太沒面子了。他給我發來一份傳真：現在我正重新審閱貴公司的申請，按照美國的簽證政策，只有世界上最優秀的演員才能到美國進行商業演出，但您的資料中沒有提供足夠證據說明這些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演員。
國際走穴，寫給議員們的信（2）
收到傳真，我意識到，他是在找臺階下。我在回覆的傳真中採用了這樣的說辭：中國有11億人口，真正會說相聲的只有6個人，其中姜昆是最好的，所以全世界說中國相聲最好的就是姜昆。中國湖南有一個少數民族只有53戶人家，其中能唱本民族歌曲的只有3個女孩子，唱得最好的叫宋祖英，所以她是演唱那個少數民族民歌的當仁不讓的世界第一人。每個演員我都找出諸如此類的理由，把這份“證明檔案”傳真過去。不到兩個小時，簽證官給我回復：經過判斷，他們確實是世界一流演員，簽證即刻發給他們。
因時而動：融合中美日三種思維方式
我到了微軟之後，很多中國人向我訴苦，他們父母來美的簽證往往被拒籤。我又把這招教給他們。只要給西雅圖當地的議員寫信，他們的秘書就會打電話給大使館，沒有一個籤不出來的。寫一次信成功一次，我至少幫助了十幾個微軟的中國員工。
在解決這次簽證危機之後，我總結了中國人、美國人和日本人做事的三種風格：遇到這樣的困難，中國人第一個會想到的辦法是，能不能通通關係，找找什麼親戚、朋友是移民局的。如果找不到關係，多半會一籌莫展。而日本人可能會教你，再堅持不懈給大使館發幾封信，反覆宣告演出的重要意義。但這樣也肯定行不通，因為美國人的性格絕對不會輕易否定已經作出的決定。美國人的處理方式則是另闢蹊徑，尋找不同的思路。我懂得，從表面上看是政治家們在主導著美國，但是下一任總統誰來當最終是由選民來決定的。我以一個選民的身份和議員進行交涉，政府部門必然會非常認真嚴肅地來幫助我處理這件事情。
這次經歷令我變得“狡猾”起來，做任何一件事情我會先看我身處何處。我沒有隻用一個國家的思維方式來做事，既沒有完全按照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也沒有完全按照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