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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曹魏，兵力最強且居於中樞，研究系和交通系則如劉漢和孫吳，合則可分庭抗禮，分則被各個擊破。其中，交通系的角色最為微妙，因其理念模糊，可左可右，而財力雄厚，不可小窺。它若與研究繫結合，就能組合為一個很有聲勢的政黨力量，兩黨對峙格局或可形成，反之，則天平大傾。
令人無比感慨的事實是，交通系幾乎是沒有猶豫地選擇了與安福繫結盟。其原因大抵有三：一是企業家階層所固有的投機心態，在筆桿子與槍桿子之中，官商情結深重的他們十分輕易地選中了後者；二是現實利益的交錯，在1918年前後，交通系與安福系的很多重要人物有糾纏不清的利益關聯，其中，交通系的曹汝霖、吳鼎昌與段祺瑞都是天津裕元紗廠的股東，而另一個大實業家周學熙跟段祺瑞的政治盟友徐世昌是天津華新紗廠的股東；第三則是兩大派系領袖梁士詒與梁啟超的私人關係，二梁既有同省之情、同學之誼，卻也有莫名“奪魁”之幽恨，其心結糾纏，不足與外人道。
臺灣學者張朋園在《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一書中曾詳細記述了當時選舉的景象。據他記述，安福係為了拉攏梁士詒，許之以參議院議長，交通系則暗中捐錢為安福系助選，其中，梁士詒捐200萬元，曹汝霖和葉恭焯分別捐70萬元。段祺瑞還挪用國庫資金及鹽稅為選舉之用。相對比，研究系的選舉資金則十分有限，僅有與段祺瑞不和的直係軍閥馮國璋給了梁啟超40萬元，其他一些地方督軍出了數十萬元。安福系捧著錢派人到各地賄選，據當時《申報》報道，很多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