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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傘等等。一家名叫生生菸廠的菸草公司還推出了“5·9”牌香菸，在包裝盒上赫然寫著：“真正國貨。請大家激發熱忱，用國貨挽回權利。請國民每年挽回4 500餘萬之權利。”也是在這一年，國內出版了兩種新刊物《國貨調查錄》和《國貨月報》，刊登各類國產物品的清單，宣導“不用國產貨，就是不愛國”的理念。
抵制日貨運動對袁世凱政權和日本政府顯然造成了巨大的壓力。日本外貿也遭到重挫，當年上半年，對華出口同比下降1 790萬美元，銳減幅度相當於1914年出口總額的6％。美國學者的研究認為，《二十一條》對日本經濟來說是個虧本買賣，其從中國抵制日貨所遭受的巨大損失，或許並不亞於從《二十一條》所得到的好處。更為嚴重的是，此後每年的5月9日“國恥日”都成為抵制日貨的動員日。抵制日貨成為中國社會的常態，中國將日本牢牢地定位為頭號敵人。
1915年的反日貨只是一個序幕，一場更猛烈的抵制風暴正在醞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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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廣場背後的人（1）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胡適：《嘗試集·老鴉》，1919年①
1918年春夏，袁世凱死後兩年，軍閥勢力一度氣餒。在梁啟超等人推動下，控制了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決定進行國會議員選舉。這是百年近現代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帶有###性質的全國性政治選舉。倡導暴力革命、缺乏相容性的國民黨此時被趕到廣東，徹底被排斥在外。有趣的是，三個參與角逐的派系分別代表了三種力量：一是軍閥，一是公共知識分子，一是企業家。
代表軍閥的是安福系，頭面人物自然是段祺瑞，自袁世凱稱帝未遂而身亡後，他成了北洋軍閥的“大哥大”。跟袁世凱一樣，段祺瑞是一個善於謀劃的行政長才，他曾留學德國學習炮兵，信奉威權主義，卻對現代政治理念一無所知。所謂安福系的名稱來源，是段祺瑞的謀士和下屬們經常在北京安福衚衕的一個大宅子裡打牌下棋，互通氣息，因此得名。這個派系握有槍桿子，勢力強大，無比霸道。
在三大派系中，研究系的政治理念最為清晰，其魁首是早已名揚天下的梁啟超。後世史家定論，梁啟超的議會政治論大大超越當時所有人。他早在1910年就著有《中國國會制度私議》，對議會的組織、選舉、投票、政黨等均進行了論述，認定“議院為今世最良之制度”。他先後寫過《論立法權》、《各國憲法異同論》、《立憲法議》等文章，它們後來都被收在《飲冰室文集》中。他倡導政黨政治，謂議會的成功運作有兩大條件：一是“大多數人有批判政治得失之常識”，一是“有發達之政黨”。在他的心目中，最好的仿效物件是英國政體。
交通系的領袖是梁士詒（1869…1933）。他時任交通銀行董事長，因此圍繞在他周圍的人便被稱為 “交通系”。梁士詒 也是廣東人（他的家鄉是廣東三水），曾與梁啟超在佛山書院做過同學，1903年參加科舉，在殿試中赫然名列一等第一，也就是中了狀元。當卷子和名單送至慈禧御批時，老太后正恨康梁黨，見梁士詒是粵人，又姓梁，懷疑他是梁啟超的弟弟，一筆把他劃成了第三名榜眼。袁世凱看中他能辦實務，便將之攏入帳內，後世流傳的《袁世凱兵書》多出其手。他被任命為鐵路總文案，參與締結中日的東三省條約，以後又設定督辦五路總公所。自此，梁士詒開始涉足交通部門。1906年春，朝廷設郵傳部，以盛宣懷為大臣，梁士詒任提調，統管全國鐵路。他在任內先後督辦京漢、瀘寧、道清、正太、汴洛、京奉、廣九以及津浦、吉長、株萍等鐵路，為幹線建設立下大功。另外，他於1908年創辦交通銀行，屬官商合辦、股份有限公司性質的商業銀行，總資本1 000萬兩，其中官股四成，商股六成，有發鈔權。在清末民初，交通銀行的規模超過了盛宣懷創辦的中國通商銀行，地位僅次於中央銀行大清銀行。以鐵路實務和銀行金融為核心，梁士詒日漸形成了一個勢力龐大的交通系，他本人有“梁財神”之稱。細數交通系中的主力，大多均為梁士詒的同鄉、北方企業家以及與前朝有千絲萬縷干係的“官商”，滬浙一帶的民間企業家少有參與。 。。
1919廣場背後的人（2）
本次國會選舉，棋局微妙，宛若當年三國。安福繫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