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蕩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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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抵制運動中，民眾表現出超乎尋常的高道德標準。日貨被定名為“仇貨”，也就是仇人生產的商品，是寧可餓死也不能使用的東西。抵制活動到了“逢日必反”的地步，上海市商會收到來自廈門的商人來信，要求澄清朝鮮人參該不該抵制。商會隨即展開調查，發現日本三井貿易公司壟斷了朝鮮人參的貿易，因此，認定“朝鮮人參是日本產品”。商會當即給廈門的商人團體以及各港口傳送電報，並在市民大會上號召大家不要再買朝鮮人參。在天津，一個叫宋則久的商人把自己的“天津工業售品所”更名為“天津國貨售品所”，發誓商店只出售國貨商品。當地的《庸報》報道說，有人發現售品所出售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紐扣，宋則久當夜查驗所有的女大衣，沒有發現日本紐扣，第二天他下令再徹查一遍，結果在法租界的一個分所裡，真的找到幾件使用了日本紐扣的女大衣，宋則久當即開除了分所的主管，並公開登報向市民道歉。

人們還重新定義了“奸商”的概念。在傳統意義上，這是指“卑劣、詭計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機的語境裡，它被升格為“叛國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國者，而這是“人人得而誅之”的。在鄭州，一個銷售日本香菸的中國商人被迫“頭頂一張巨大的香菸紙板盒，在一場大型示威中游街示眾”。婦女被要求一定要使用國貨，否則就形同妓女。在一篇題為《國貨與妓女》的文章中，作者以女性的口吻寫道：“我認為穿國貨是一件最高貴和榮耀的事情，相反，如果讓自己全身穿著舶來品，不僅會被認為身體下賤，也是件無比難堪的事情。”

在其後相當長的時間裡，對日貨的抵制已經成了一種全民性的情緒，在某種程度上超出了理性的範疇。在1932年發表的中篇小說《林家鋪子》裡，作家茅盾形象地描述了當時抵制洋貨的某種現實：“小夥計們夾在鬧裡罵‘東洋烏龜！’竟也有人當街大呼：‘再買東洋貨就是忘八！’……大家都賣東洋貨，並且大家花了幾百塊錢以後，都已經奉著特許：‘只要把東洋商標撕去了就行。’他現在滿店的貨物都已經稱為‘國貨’，買主們也都是‘國貨，國貨’地說著，就拿走了。”

跟以往歷次運動的情況完全相似，企業家階層是抵制日貨的積極參與者和得益者。

在堅決的抵制浪潮下，在華日資工廠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日本最大的對華實業投資在棉紡織產業，當時有43個日本工廠，其總投資額為億美元，而重要的華資工廠有81個，總投資額為億美元，日企佔紡紗生產總額的38％、佔織布生產總額的56％。“九一八”之後，這些工廠相繼陷入停滯。

作為紡織業重鎮的上海，在抵制運動開始的前幾個月，一些華資工廠曾經因為原料短缺而陷入嚴重的困境。1932年2月的《申報》報道，全市113家絲廠只有20家仍在開工，針織企業有1/3被迫關閉。從日本紡織工廠主動離職或被辭退的數萬工人成了危險的失業群體。但是不久，情況得到了控制，日本工廠失去的市場份額被華資企業搶走。。　最好的txt下載網

1932救亡的經濟（4）

在天津，一個叫趙子貞的企業家創辦了東亞毛紡織有限公司，生產羊毛製成的布料。當時市場上最暢銷的同類產品正是日本貨，趙子貞給產品起的商標是“抵羊”，也就是“抵制洋貨”或“抵制東洋貨”的諧音，商標的圖形是山海關、長城和兩隻爭鬥的公羊，一看就知是中國人制造的布料。在上海，還有一家章華毛紡廠索性將自己出品的毛織品起名為“九一八”牌。

在四川，盧作孚是救國會重慶分會的核心成員之一。他在民生公司輪船的臥鋪床單和職工宿舍的床單上都印上了“夢寐毋忘國家大難”的字樣，以此激勵國人的愛國之心。另外，他還特地制定了一套針對日資輪船的服務標準：“招待乘客和藹周到的精神要超過日船；保護客貨的辦法要超過日船；保護船身，節省費用的精神要超過日船；清潔整飭調理秩序的精神要超過日船；對於乘客要隨時提起抗日救國的精神”。靠這樣的精神和服務質量，民生公司的輪船大受歡迎，許多人寧願多等幾日也不願搭乘日本輪船。

吳蘊初（1891…1953），是這段時期湧現出來的最出名的愛國企業家之一。20世紀初，日本科學家從海藻類植物中提取出了穀氨酸鈉，發明了可以使菜餚更為可口的“味之素”調味品。在20年代，中國的味精市場被日本“味之素”完全壟斷。1922年，化工專家吳蘊初摸索研製味精成功，建成上海天廚味精廠，以“純粹國貨”的口號與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