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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用60萬兵力對蘇區發動了三次“圍剿”，誰知竟全部以慘敗告終，他終於遇到了一生最大的對手毛澤東。
翅膀的另一翼是外患。正如盧作孚在東北親眼所見，日本對資源豐富的東三省早已“食指大動”。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關東軍在瀋陽北面約公里處，離東北軍駐地北大營800米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炸燬了小段鐵路，然後嫁禍東北軍，出兵進擊北大營。正在北平城裡夜宴跳舞的少帥張學良採取“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時間，東三省100萬平方公里失陷，張家父子在東北苦心打下的工業基礎，成為日本日後發動全面對華戰爭的主要動力源。①關東軍遊說已經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北上建立傀儡政權“滿洲國”。這就是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
1932年1月28日，日軍以保護日僑為由進犯上海，日機轟炸閘北華界。中日軍隊激戰閘北，600多家工廠、4 204家商號和萬座房屋被毀。5月5日，中日在歐美各國調停之下籤署《淞滬停戰協定》。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讓中國再次處於危急的存亡關頭。一曲《松花江上》，刺痛四萬萬國民。反日情緒空前高漲，各地學生紛紛遊行請願，各地再度爆發勢不可當的抵制日貨運動。 。。
1932救亡的經濟（2）
1931年10月26日的美國《時代週刊》第二次以蔣介石為封面人物，在新聞中，抵制日貨成了重要的報道內容。
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賣日貨的店主，上週受到由“反日協會”自己任命的中國“警察”的嚴厲懲罰，哭哭啼啼地被關進臨時設立的監獄。
這些不愛國的商人嚇得說不出話，跪在反日協會審判者面前不停地磕頭求饒。“審判員”處以罰款，懲罰他們賣日貨的罪行，“罰金”達1萬墨西哥元（2 500美元）。凡是被處以罰款而稱無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進反日協會的監獄，在裡面捱餓。這種怪異的審判，以各種方式出現，公然違法的行為卻在各地得到中國公眾輿論的支援—人類1/4民眾的輿論。成千上萬的城市與鄉鎮，愛國者匯成一個整體，發出如下神聖的誓言（由中國首都南京的全部師生宣誓過）：“對著青天白日，對著我們的祖國，對著我們祖先的陵墓，我們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髮出莊嚴宣誓，只要我們活著，就永不使用日貨。如果違反誓言，老天可以懲罰我們，別人可以處死我們！”
全世界的唐人街紛紛抵制日貨。在安大略省溫莎市的白人，吃驚地看到400名加拿大華人採取與波士頓茶葉黨同樣的舉動，把價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葉、絲綢和海鮮集中在一起，澆上汽油，由溫莎德高望重的李楓（Fong Lee，音譯）發表鄙視日本的演講，然後點燃貨物。在太平洋彼岸，美國航運公司高興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則多了生意機會。
正如《時代週刊》所描述的，此次抵制日貨運動的激烈和全面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期，並出現了新的運動傾向：一是民族主義熱情下的準暴力化，二是政府積極參與的制度化。
“九一八”之後的第十天，北平就舉行了20萬人參加的抗日救國大會，人們燒燬日本商品，要求對日宣戰，收復失地。同日，南京、上海的2000多名學生上街請願，衝擊國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長王正廷被學生打傷，後被迫辭職。其後一月內，超過100個以上的城市都舉行了萬人聚會抗議活動。在商業和銀行業，抵制日貨被嚴格地實施，上海、廣州等地的銀行斷絕與日本的一切交往，搬運和碼頭工人拒絕裝卸日本貨物，日資企業的僱員被強烈鼓勵辭去他們的工作，否則，就可能遭到毆打。據當時的《申報》報道，“在上海買賣日本產品事實上已是不可能”。
目睹了當時情景的美國記者埃德納·李·布克記載說，1931年的抵制運動“對中國這樣進行抵制活動的老手來說也是前所未有的”。她看到一個與日本商品有關的商人被扔進木籠，“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就好像是一隻銷售了日貨而背叛他祖國的奇異野獸”。人們對那些採取了過激行動的人持寬容態度，甚至將之視為民族英雄。在武漢，有人因把一枚炸彈扔進一家被認為銷售了日本衣物的商店而遭逮捕，他僅僅被處以緩刑就釋放了。各地的日本僑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襲擊。1931年1月18日，上海三友毛巾廠的激進愛國工人毆打了幾個日本僧人，導致一人死亡。兩天後，日本僑民放火燒了這家工廠，這成為“一·二八”日軍攻擊上海的直接導火索。
1932救亡的經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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