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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綜合症”。這一名稱來源於富有多種天賦的尼歌拉·勞森（Nigella Lawson）。她的丈夫和癌症進行了長時間的抗爭以後，在2001年3月去世了。這之後，女性開始求助於內科醫師，因為她們沒有能力像勞森那樣處理事情。他們也沒有她那樣繁重的責任：兩個需要撫養的孩子、一檔電視節目、一本等著出版的書和一個即將去世的丈夫。 但是家務魔法不僅讓女性感到不安全，也產生了一場爭奪道德上的優越性的新戰爭。這場戰爭不是在男性與女性之間爆發，而是發生在有工作的母親和待在家裡的母親之間。這場衝突被髮表在2001年8月的《談話》（Talk）上的一篇文章做了描繪，這篇文章的名字叫《我的新客戶》（My New Client）。它的作者是艾美·布克曼（Amy Bookman），她曾經在一家藝術代理公司擔任經紀人，後來她辭去了這份要求很高、薪水也很高的工作，待在家裡撫養剛出生的兒子。她寫到，在她開始新生活的第一天，“我覺得自己不在任何一個團隊中。不僅不屬於團隊，好像都不屬於地球了……我能想到會有迷失感和沮喪。但我沒有想到的是這種生活是那樣的孤獨。” 她發現自己不僅和自己工作時結識的朋友疏遠了，和別的母親也很疏遠，她們當中的大多數都比她年輕10到15歲。很快，她意識到她的新角色在她從前的同事中很難被接受。當她把自己的新職業定義為“家庭主婦和母親”，並把其當成一項職業的更換時，她很快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大片空白。“做一個母親不會被認為是一項職業，”她寫到，“她也不是一項可以透過網路就可以從事的工作。” 布克曼的結論是“不管你怎麼努力，現在母親難以取得勝利……”，這一說法反映出職業女性和家庭婦女都面臨的取勝無望的局面。“誰是好媽媽？”2002年10月21日的《紐約》（New York）雜誌上有這樣的大標題。雜誌的封面上是一個身著職業套裝的女性，緊挨著的是一個居家母親。這篇文章說這兩個人都很失敗：“居家母親很想用什麼東西來證明自己作為一個個體的價值——她需要一個標籤去說明她是一個有能力、有創造性的人，而不是隻知道怎麼養孩子，怎麼輔導孩子做功課。工作著的母親則嚮往有更多的空閒時間和孩子們在一起。” 當然，還是有解決辦法的。開給有工作的母親的藥方是她自己也娶個妻子，不管是真人還是一種替代品。正如許多調查和事實所表明的那樣，女人在家庭中地位的上升，使僱人看護孩子或者是打掃房間成為一種可行的選擇，對於許多職業婦女來說，她們還沒有大量使用這一方法。卡麗·菲奧裡娜有一個男性妻子：她的第二個丈夫弗蘭克·菲奧裡娜（Frank Fiorina）在他們兩個人的工作安排上不時發生衝突，使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相處時，從公司退了休。在2001年春天《財富》雜誌評選出的最有實力的187名女性，30％的人有居家丈夫。在2002年評選出的50名女性人物當中，有超過1/3的人的丈夫全時或者是部分待在家裡。在一篇發表在加拿大雜誌《HM》上的文章裡，寶妮·富勒解釋了她是怎麼“擁有一切”的，她承認她的建築師丈夫在家裡工作，負責照顧孩子們，並出席學校裡的一些事情。 具有諷刺性的是，在艾麗森·皮爾森的《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凱特·魯迪的故事》一書中，需要一個妻子在家裡的意思是那樣明顯。這篇小說哀嘆當代妻子所面臨的取勝無望的局面。在小說的結尾，女主角離開了職業領域，儘管很明顯她的雄心壯志還沒有徹底實現。 在這本書的致謝詞中解釋了更多的真實情況：為了完成這本描述妻子和有工作的母親如何處理一個多世紀以來女性一直面臨的壓力的書，皮爾森自己也需要家庭的支援。正如她寫到的那樣，“當虛構中的那個為工作而疲倦不堪的妻子在我們家裡被創造出來的時候，他承擔了洗衣、做飯、讀兒童故事甚至是擠時間寫電影評論。”皮爾森主動承認她的丈夫為她做的家務說明了一個事實：在工作與家庭之間的艱難掙扎，這一事實從未被她小說的主角解決。對此她說了這樣一句俏皮話：“男人對女人的需要比女人對男人的需要更甚；這是這個世界上最幽深的一個秘密吧？” 男人需要女人多一點，還是女人需要男人多一點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21世紀的開端，女人和男人所面對的問題是把妻子角色上的汙名去掉，並賦予這一角色以新的價值。一個養家口的職業女性需要妻子般的支援。她應該放棄家務，而不將其當作軟弱或者是失敗。在附著在家務勞動上的感情意義被剝除之前，這一圖景難以出現。因為這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