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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還有男人——他們放棄工作花很長時間去照顧孩子必須被視為“非線性”的，對於通常的詞典來說這是一個異質的概念。在那些實行彈性工作制的公司裡，會有更多的女性擔任高階職位，這一事實一點都不令人費解。在過去的10年裡，德勤會計公司（Deloitte & Touche）選擇彈性工作方式的職員數目增長了一倍還多。在這一時期，女性合夥人和主管從97人增加到了567人。但是男人也一樣從這種工作時間安排中受益良多。比如自從德勤公司開始為做了父親的人提供假期，有將近一半符合條件的人享受了它。 諸如此類的例子經常被人列舉，但這些終究不是主流，這從《職業女性》（Working Woman）評出的“最適合母親工作的100家公司”就可以看出，這張表上列出的公司在提供嬰兒照看、學前輔導、暑假和彈性工作制方面比較佔有優勢。到現在為止，《財富》雜誌還沒有放棄他們對“得到獎品的妻子”的品位，尚未開始關注“最適合父親工作的100家公司”，但我們知道這樣一個計劃肯定正在被悄悄醞釀著。《財富》雜誌對居家男人的報道並非沒有任何教育意義。它再一次揭示居家丈夫所做的家務沒有家庭婦女那麼多。家務活依然是女性的工作，妻子的工作。這種情況將一直持續下去，除非有一天女人會因為持家有方得到特別的獎勵。在那一天到來之前，就讓我們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廣告裡的女性拿著拖把辛苦地勞動吧！這一形象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也被納入了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邏輯怪圈：當女人們被當作廣告的目標影響客戶接受詢問的時候，她們說自己不會買那些以做家務的男人作為廣告形象的產品，因為這不反映現實。這種形象之所以不能反映現實，是因為大眾媒體中慣常的敘事模式中男人是不做家務雜事的（當他們做的時候，要麼是很勉強，要麼是根本就不會）。 情況同樣在發生著變化。女人開始就誰做家務進行談判。娜瑞·斯達克（Nori Starck）是設計師菲利普·斯達克（Philippe Starck）的妻子，2003年10月接受了《時尚》雜誌採訪時承認，在他們剛結婚的那些年裡，他們曾經就誰負責家庭方面的事務爭論不休。他們各自都有一份發展勢頭很不錯的工作，誰都不想放棄。她說：“他向我提出離婚的一個理由就是我們無法決定誰是家裡的那個女人。最後，我放棄了，說‘好吧，我結婚就是為了當一個妻子’”。 家庭裡的妻子延伸到職場，婚姻生活中的主導和從屬關係在職業和政治領域也有明顯的投射。1931年，弗吉尼亞·伍爾夫在演講中對年輕的職業女性表示，有一個幻影在對她的寫作起到威脅作用。她把這個幻影稱作“完全無私的家庭天使”，這是維多利亞時期的詩人考文特瑞·帕特摩爾（Coventry Patmore）《家裡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中描繪的一種理想化的維多利亞式女性氣質。這是他獻給他的妻子艾米莉的一首詩。伍爾夫說，如果女人們真想在工作中有所建樹，這樣一種順從的個性“必須被殺死”。後來，在一篇名為“家裡的天使”的文章裡，伍爾夫寫到：“如果我不殺死她，她就會殺死我。”在她看來，人們對女人有一個理想化的設計：“她們必須魅力十足，她們必須能安慰別人，她們必須——坦率地說——如果她們想成功就必須得說謊。”60多年以後，這種“天使”形象被商業力量進一步強化，女人們被告知她們的家應該漂亮地跟名景勝地似的，家裡要有純手工製作的傢俱，衣服要散發出薰衣草味道的香氣，還要有托斯卡納風格的精美晚宴。 。 想看書來
第九部分妻子的意義（9）
有跡象表明女人們正在努力突破這種禁錮。在出版於2002年《家裡的母狗》一書，收錄了26個女性對性、孤獨、工作、母性和婚姻的看法。這本書的編輯凱思·漢娜（Chthi Hanaauer）說這些文字是這些女性內心的真實記錄。閱讀這些故事，你會看到那些中產階級的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之間苦苦掙扎，內心裡充滿了矛盾和不滿，面對她們流露出來的憤懣你很難不會大驚失色。她們已經得到了1個多世紀以前的女人只能夢想的一切——公民權、受教育、職業前景。但是她們很憤怒，這種憤怒是因為她們無法“擁有一切”，這是商業機制透過大眾媒體和流行文化呈現給女人們的一種感覺。這些文章揭示出了20世紀後期的資本主義是如何形成了一種社會化的期望——透過浪漫小說、好萊塢的電影和女性雜誌。這些女人說她們想得到更多，這是因為市場已經讓她們永遠處於一種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