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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拜謁肖伯納故居時，看到肖公書房內一切如舊，連曲別針也在桌上，不在的惟有肖伯納本人。王蒙對我說：“看來生命還是最脆弱的。”想到這件事，心裡真有點感慨。王蒙真的老了？
可是過兩天在書店裡，卻見王蒙幾本新書擺在那裡：《尷尬*》、《蘇聯祭》和《自傳》，讓我心動，讓我強烈地感到他現在的寫作不還是轟鳴一般的如在盛夏？特別是《蘇聯祭》中對那些影響了我國半個世紀的種種文藝觀念是非曲直的思辨，其犀利和清晰仍然讓人感到他頭腦之透徹。讀《尷尬*》，他的幽默機智和快樂的天性亦依然故我。這也使我聯想到他的同時代人。比如李國文的隨筆、從維熙的散文、邵燕祥的雜文，哪一支筆有枯竭之感，不是反而更加挺勁，更加自如？他們何老之有？
其實作家有兩個生命。一個是肉體生命，一個是藝術生命。生理和肉身的生命是物質的，一定會老化，反正王蒙、維熙不能拔河踢毽前滾了。但藝術的生命卻不是這樣，因為藝術生命是精神的、情感的、思想的、創造的，不一定和肉身的消長同步。只要手中的筆還是激情的、發燙的、鮮活的；只要對社會人生心懷興趣與責任，作家的生命依舊如日中天。
當然，作家藝術家的年紀大了，未必還會像年輕時那樣工作，未必還能秉燭夜耕、日書萬言，未必還去拼大部頭的長篇。青年時代心懷浪漫去吟誦《女神》的郭若，晚年便沉入種種歷史的追究中。魯迅也是一樣。他後期很少再寫小說，主要的寫作方式改為雜文。可能因為文字的思想比形象的思想更能直插現實的癥結。作家分為兩種：一種作家一生都在寫小說，從年輕寫到暮年，比如老舍、奧亨利、契ú夫和莫泊桑。他們屬於藝術性的作家，更應稱做小說家。還有一種作家小說之外也寫隨筆、雜文、社會文化批評，直接介入和參與時代的理性思考。這是一種思想性作家。其中傑出者更接近“文學家”的稱謂。比如魯迅、雨果、托爾斯泰等等。這後一種作家，常常在寫作前期以形象創作為主，後期偏重於形而上的思考。然而當他們一旦從寫小說的形象思維進入社會文化批評的理性思維，就很難再回去。餘華不是寫了幾年藝術隨筆之後，發覺返回小說很困難嗎？不過他還年輕，想象充沛，到底還是回到《兄弟》中了。
年輕時，未來多，未來是空白的，是一個博大的空間，易於小說和詩歌創作時想象的揮灑。年歲大，歷的現實多了，精神活動漸漸轉為理性。除去少數作家如泰戈爾把詩歌一直寫到耄耋之年，大多作家的晚年還是偏重於理性。比如巴金、錢鍾書、孫犁等等全是這樣。理性的果實往往成熟於作家寫作生涯的後期，它卻十分重要。再比如巴金，如果沒有他晚年的《隨想錄》，我們對“作家的良心”的感受與認知就會憑藉有限，是《隨想錄》終結性地成就了偉大的巴金。
因此說看一個作家，不僅要看他盛年力作，還要關注他晚年的思想與文字看他全部的心靈歷程。只要這個作家是用心靈寫作，心靈才是他的文學真正的一貫的隱性的主題和主人公。
故而，我很關注年長於我的作家們不斷寫出來的新的文字，因為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到他們在思考什麼，有什麼突破性的人生髮現與人生認識。當然，也可能超然世外，以筆墨自娛；也可能思想止步，筆尖只在地徘徊。寫作是寂寞的，作家們個個踽踽獨行。他們總是要在稿紙上走到個人的極致，傾力完成一篇又一篇的作品，但只有在他們全部作品完成之時才真正完成了自己。這時，他人生與藝術的得失，以及成就與侷限，品格與過錯，勇氣與無奈，金子與垃圾，全都清清楚楚擺在那裡了。對於作家來說，沒有一行字是沒用的，都是他的見證。
當作家最終放下了筆，他的藝術生命終結了嗎？還是沒有。因為此時它已把這生命轉移到作品上。作品自己開始了能否長久存世的全新的歷程。作家的個性、氣質、所思所想、喜？哀樂、七情六慾，依然在作品的字裡行間有聲有色地表現著，並使我們活脫脫地感受到。從真正文學的意義上說，作家是不會老的。還是讓我們關心作家們源源不斷地來自心靈的文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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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又寫小說了？”
去年忽然寫了兩個短篇《抬頭老婆低頭漢》和《鬍子》，就不斷有記者問：“你為什麼又寫小說？是不是要重返文壇了？”近十多年來，在東奔西跑忙於文化保護時，常常被指責般地問道：“你為什麼不寫小說？是不是郎才盡了？”
不寫小說的道理很簡單。作家所關切是時代的命運與人的心靈。當發現當代人心靈的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