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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還一定包括大地上萬物和諧而快樂地共同成長；人對自然萬物，有一種敬畏，有一種順應，有一種默契。
這是一種力量，我們如果學會了提取鍛造這種力量，我們就能夠獲得孔夫子那樣的心胸。
我們看到，孔夫子的態度非常平和，而他的內心卻十分莊嚴。因為其中有一種強大的力量，那是信念的力量。孔夫子是一個特別講究信念的人。
他的學生子貢問，一個國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穩，需要哪幾條呢？這個故事在《論語》裡叫做“子貢問政”。
孔子的回答很簡單，只有三條：足兵，足食，民信之矣。
第一，國家機器要強大，必須得有足夠的兵力做保障。
第二，要有足夠的糧食，老百姓能夠豐衣足食。
第三，老百姓要對國家有信仰。
這個學生矯情，說三條太多了。如果必須去掉一條，您說先去什麼？
孔夫子說：“去兵。”咱就不要這種武力保障了。
子貢又問，如果還要去掉一個，您說要去掉哪個？
孔夫子非常認真地告訴他：“去食。”我們寧肯不吃飯了。
接著他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沒有糧食無非就是一死，從古而今誰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國民對這個國家失去信仰以後的崩潰和渙散。
物質意義上的幸福生活，它僅僅是一個指標；而真正從內心感到安定和對於政權的認可，則來自於信仰。
這就是孔夫子的一種政治理念，他認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個國家凝聚起來。
現在有一種說法，說21世紀評估各個國家人民生活得好與不好，已經不是過去簡簡單單GNP（國民生產總值）一個標準，還要看GNH，就是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國民幸福指數。
也就是說，評估一個國家是不是真正富強，不能單純看國民生產總值的絕對量和增長速度，更要看每一個老百姓內心的感受——他覺得安全嗎？他快樂嗎？他對他的生活真正有認同嗎？
我們國家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曾經參加過一次國際調查，資料顯示，當時我們國民的幸福指數只有64％左右。
1991年再次參加調查，這個幸福指數提升了，到了73％左右。這得益於物質生活條件的提升和很多改革措施的實施。
但等到1996年再參加調查時，發現這個指數下跌到了68％。
這是一件很令人困惑的事情。它說明，即使一個社會物質文明極大繁榮，享受著這種文明成果的現代人仍然有可能存在極為複雜的心靈困惑。
讓我們回到兩千五百多年以前，看看就在那樣一個物質匱乏的時代，那些聖賢是什麼樣子。
孔夫子最喜歡的一個學生叫顏回，他曾經誇獎這個學生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
就是說，顏回家裡很窮，缺衣少食，住在非常破爛的小巷子裡。這麼艱苦的生活對別人來說簡直難以忍受，而顏回卻能夠自得其樂。
也許很多人會說，生活就是這樣，窮日子富日子都得過，那有什麼辦法？
顏回真正令人敬佩的，並不是他能夠忍受這麼艱苦的生活境遇，而是他的生活態度。在所有人都以這種生活為苦，哀嘆抱怨的時候，顏回卻不改變他樂觀的態度。
天地人之道（3）
只有真正的賢者，才能不被物質生活所累，才能始終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寧。
誠然，誰都不願意過苦日子，但是單純依靠物質的極大豐富同樣不能解決心靈的問題。
我們的物質生活顯然在提高，但是許多人卻越來越不滿了。因為他看到周圍總還有乍富的階層，總還有讓自己不平衡的事物。
其實，一個人的視力本有兩種功能：一個是向外去，無限寬廣地拓展世界；另一個是向內來，無限深刻地去發現內心。
我們的眼睛，總是看外界太多，看心靈太少。
孔夫子能夠教給我們的快樂秘訣，就是如何去找到你內心的安寧。
人人都希望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而幸福快樂只是一種感覺，與貧富無關，同內心相連。
在《論語》中，孔夫子告訴他的學生應該如何去尋找生活中的快樂。這種思想傳承下來，對歷史上許多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