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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己的使命，要做到“不辱君命”。這可不容易，因為你不知道你所要承擔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使命啊。所以這是孔子說的“士”的最高標準。
子貢覺得這個標準太高了，就又問，“敢問其次”？還有沒有低一些的標準啊？
孔子回答他說：“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宗族稱讚他孝敬父母，鄉里稱讚他恭敬尊長。你能夠從身邊做起，把你那種人倫的光芒放射出來，用這種愛的力量去得到周邊人的認可，不辱祖先，這就是次一等的“士”。
子貢又接著問，“敢問其次”。還有沒有更下一等的呢？
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說話信用誠實，行為堅定果決，這是不問是非黑白只管自己貫徹言行的小人啊。不過，也可以勉強算作再次一等計程車了。
大家看到這裡以後一定會瞠目結舌說，這麼高的標準才是第三等啊？那種言必信，行必果，答應別人的事情，不管用什麼辦法，也不管會有什麼後果，也一定給你做到，就是能夠實踐自己諾言的人只能勉強算作第三等計程車。可是，“言必信，行必果”這六個字，今天有幾個人能做到啊？
子貢可能也覺得這三個標準太高了，於是又追問了一句說，“今之從政者何如”？現在這些當政的人怎麼樣？他們算得上“士”嗎？
結果他的老師說：“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這些器識狹小的人算得上什麼？也就是說，他們離這樣一個士的標準還太遠太遠。
其實，“士”的這三個標準，是孔子對一個成熟的、能夠在社會職業崗位上有所擔承的人的質量描述。
士的最高標準是“不辱君命”，這很自然會讓我們想起戰國時候趙國的藺相如。大家看《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會注意到“完璧歸趙”這個故事。
當年趙王得到價值連城的和氏璧，秦王想設法奪過來。於是他派使者告訴趙王說，我願意用十五座城池來換這塊璧。趙王知道秦是虎狼之國，這塊璧一旦拿到秦國就沒有辦法再拿回來。藺相如說，如果我們不去的話是自己理虧，我帶著這塊璧去，如果不能換回城池，我豁出命來也不會讓它落在秦王之手，有我在就有這塊璧在。
等藺相如帶著和氏璧來到秦國，秦王就隨隨便便在偏殿相見，並讓大臣、美人嘻嘻哈哈地傳看這無價之寶。藺相如一看就明白了，這塊玉在這裡不受尊敬，就像趙國不受尊敬一樣，要拿回來是很難的事情。於是他就跟秦王說，大王，這塊美玉是有瑕疵的，你給我，我指給你看。等秦王把這塊璧還到他手裡，藺相如退後幾步靠在柱子上，怒髮上衝冠，持璧而立，跟秦王說，你在這樣一個地方迎接這塊玉，是對寶玉、也是對趙國的不尊重。你知道我們來之前，焚香頂禮，齋戒十五天，以示對秦國的尊重。我奉玉而來，而你隨便把這塊玉傳與大臣、美人，這樣一個懈慢的態度就讓我知道，你們不是真正想要用城池來換和氏璧的。如果你真要這塊玉，你也要像我們一樣齋戒焚香十五天，而且你要先把城池劃給我們，我才能夠再把這塊玉給你。不然的話，我的頭和這塊玉現在就同時撞碎在你金殿的大柱上。秦王害怕了，趕緊答應了他的要求。
藺相如知道秦王不會履行諾言，所以連夜讓家人帶著這塊美玉逃回了趙國。他自己則留下來，最後跟秦王做一個交待。他對秦王說，我知道你沒有真正給我們城池之心，現在完璧已經歸趙了。
這樣的例子在中國古代典籍中並不缺乏。在一個突變的情形下，一個人怎麼樣能夠有所擔當，其實是一個成熟的人在職業角色中所要受到的一種考評。人怎麼樣可以變得無畏，可以變得淡定而不倉惶？這需要在心中找到一個符號的寄託。這個寄託不見得是大家共同認可的一個宏大理想，也不見得是一種權勢，金錢之類的東西。可以說，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達·芬奇密碼”，每一個人的生命鏈條中一定有他自己最在乎的東西，但凡找到這樣一個寄託，就會給你這一生找到一個依憑，會找到自己的一個內心根據地。
在《論語》中，一切高遠的理想，都建立在樸素的起點上。我們要相信思想的力量是這個世界上最巨大的力量之一。中國知識分子所要的並不是一種物質生活的奢侈，但他們一定要心靈悠遊上的奢侈。
理想之道（4）
有一次孔子說想搬到九夷、也就是東方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去住。
有的勸他說：“陋，如之何？”那麼一個簡陋的地方，怎麼好住呢？
孔子卻淡淡地回答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