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密飛行--共和國領袖專機保障親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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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吃也吃夠了，罪也受夠了。我們一下子要了五六斤，而且專吃這一道菜。飯館的人很厚道，並不只是以盈利為目的，不過那個年代的人似乎都是忠厚老實的。他們提醒我們別吃這麼多，人會受不了的。可我們不聽，神氣十足：“我們就是來解饞的，非吃個夠才罷休。”無奈，他們只好滿足我們的要求。結果，到了晚上，一個個肚子被燒得在床上直翻騰。 1957年12月，還因毛主席“一時興起”，發生過一起幾近洩密的事件。我們從北京飛上海，再熟悉不過的航線，但機組絲毫不敢鬆懈，緊張的情緒隨著航線的縮短才逐漸減輕。飛機接近古城南京，大家稍稍鬆了口氣，因為從南京到上海“就是閉一隻眼也能飛到”。可在這時，一張飄到手心的紙片，卻給我壓上了千斤重擔——陪同毛澤東主席的空軍副參謀長何廷一，給我帶來了毛主席的指令，指令寫在一張巴掌大的紙上： “馬上通知南京，把機場候機室打掃乾淨。所有省委領導同志到候機室開會。” 南京落地？起飛前根本沒有在南京落地的計劃呀！我心裡這麼想著，嘴裡卻說：“南京馬上就到了，編排密碼的時間就不夠，恐怕來不及吧？” “能試一試嗎？”聽口氣，何廷一的態度也並不堅決。我看看儀表板上的時鐘，心中計算了一下： “肯定來不及了。” “那好。” 何廷一轉身到後艙去了。不一會兒，他神色嚴峻地返了回來。 “編碼來不及就直接用話講。” “用話——講？！” 我驚得瞪大了兩隻眼睛。用話講怎麼行呢？那不是嚴重洩密嗎？那不是等於公開告訴全世界，毛澤東現在南京機場候機室開會。那麼，毛主席的安全怎麼保障？ “發吧！是毛主席堅持這樣辦，必須這麼做！” 何廷一邊說一邊戴上耳機監聽，我知道已無法更改，只好照辦。 “問地面收到沒有。” 按常規，地面電臺應主動給予答覆，可此時各地電臺鴉雀無聲。地面通訊員同樣是挑了又挑的，政治警惕性都很高。我遵照何廷一的指示，詢問地面是否收到剛才的通知。可大約過去了三四分鐘，竟還無一人回答，耳機裡異常地靜，靜得人透不過氣來。 “點名！點南京，北京！”何廷一沉不住氣了，毫不放鬆地要求進一步催問。地面不回答，無法判斷他們收到了還是沒有收到，假如毛主席見不到江蘇省委一班人的面，耽誤和影響了毛主席的工作計劃，那可不是小事。 “南京！南京！北京！收到沒有？收到沒有？” “南京明白。” “北京收到。” “不行！要重複原文。”何廷一又追加一句。南京只好用非常快的頻率匆匆重複了一遍原文。 毛澤東主席出人意料的行為，我想自有他的道理。 建國後，毛澤東主席在10億中國人民心目中有近似於神的至高無上的地位。那是由他在幾十年領導革命的鬥爭中神機妙算一貫正確的指揮贏得的。&nbsp&nbsp

雅加達驚魂（1）

我當時在心裡直叫：“完了，完了。”做了半個翻滾動作，飛行員也發現高度低，猛一拉桿，飛機失速掉在跑道上，立即一片火海。 “一定要飛出去……”這是周恩來總理對民航同志的指示，也是周恩來總理對新中國航空事業的殷切期望。一個國家航空事業的興衰，標誌著這個國家經濟實力的強弱、科學技術的發達與落後。解放初期，百業待興，我們的翅膀無力飛出國門。周恩來總理出國，只能租用巴基斯坦、印度、荷蘭等國家的飛機，坐在人家的飛機上，周恩來總理是否感覺腰板難以挺直？走下飛機舷梯，把手伸向外國領導人的時候，周恩來總理的腳步是否感覺不太堅實有力？所以，1965年3月23日，周恩來總理坐在租用的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飛機上，在去羅馬尼亞的途中，對陪同的民航總局領導人語重心長地說：“中國民航不飛出去就打不開局面，一定要飛出去，才能開啟局面！” 專機飛出國門是在1965年以前，但那只是短距離的出入周邊幾個國家，而且是以軍航為主。我們的飛機噴上民用飛機的國徽，飛行員穿上民航制服，搖身一變便成為民航專機了。但也能被內行人識破。有回人家就問我：“你們是軍航的吧？”我詫異地反問：“憑什麼呢？”他說：“從握手的力度上就能感覺出來，再說你們軍人總是腰板直直的，胸脯挺得高高的，往哪兒一站都是立正姿勢。” 在國外執行專機任務對於機組是個新課題，雖然從操作技術上來講並沒有什麼不同，還是那一杆兩舵，但語言溝通，機場條件，資料來源，還有似乎不沾邊的風俗習慣等的複雜多變，都給飛行帶來不小的難度。尤其是在保證飛行安全上，就像雜技演員走鋼絲，一顆心總是懸著。 首先，一個簡單而古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