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密飛行--共和國領袖專機保障親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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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桌面。 這回，我看周總理對哪頂帽子都不滿意，心裡有些惶惶然。總理對我的建議好似很贊同，他重又拿起呢帽，走到鏡子前端端正正地戴在頭上。我這才放心，便拿了其餘兩頂，準備放回衣箱裡。就在我這一走神的空檔裡，本不情願戴帽子的周恩來總理迅速地從頭上抓下帽子扔在沙發上，很快地走向機門。我發現後返身跟過去一把沒有抓住，他就下了飛機，我又不能追下飛機去，只好衝著周恩來總理喊： “總理，您戴帽子！” “不要緊。” 事實證明，西伯利亞的寒風對周恩來總理也無可奈何。 在周恩來總理的一生中，經歷了多少風風雨雨，無論是“寒流”還是“龍捲風”，在氣度非凡的周恩來總理面前，都只能偃旗息鼓。周恩來用他的大智大勇和光彩照人的形象徵服了全世界。&nbsp&nbsp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9·13”事件之後（1）

空軍有那麼一群為祖國航空事業兢兢業業、勤勤懇懇、貢獻出了畢生精力和全部熱情的老同志。現離職休養的原空軍副參謀長楊扶真同志就是其中的一員。 他從1946年進入東北老航校算起，到1986年因病退出工作崗位，由一個朝氣勃勃的熱血青年，到一個霜染兩鬢的遲暮老人，整整走過了40年。40年的歲月既漫長又短暫。40年，是一個人的大半輩子。他從普通飛行員起步，一步一個腳印地走著他人生的旅程，歷任中隊長、大隊長、團長、師長、空軍副參謀長。飛行五千多小時。他幸運地多次執行和組織過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以及其他中央領導人、外國首腦的專機任務，成為親眼目睹歷史偉人們忘我工作的見證人。 幸福村幹休所位於北京城北的鬧市區，我們毫不費力地在一棟高層樓房中找到了楊扶真的家。開門的是楊扶真胖胖的妻子，當年她是空軍司令部氣象中心的預報員，年輕時曾因爬上空軍大院主樓高高的樓頂，憑欄眺望市景，被劉亞樓司令員發現後狠訓過一次，她叫吳鍾炎。 吳鍾炎知道我們的來意後，邊叫著楊扶真的名字邊奔向在陽臺上澆花的楊扶真。不一會兒，身穿對襟藏藍毛衣、藍色的長軍褲、手裡還提著把噴壺的楊扶真緩緩進了客廳，我們驚訝地發現，他已被腦血栓折磨得步履不穩，行動艱難，滿臉病容。 當我們相對坐定，談論起他的那些值得驕傲的往事，他一掃龍鍾病態，蒼白的臉上泛著紅暈，神采飛揚，笑聲朗朗。在整整一天的交談中，他自始至終興致勃勃，當年風采依稀可見。 我們被楊扶真那孩童般天真純美的爽朗笑聲深深感染著，感動著。不知不覺之中，我們跟隨著他仍舊充滿人生自信的暢快笑聲，跟隨著他無不自豪的娓娓話語，遊弋在他珍貴的感情世界和令人嚮往的無悔歲月中…… “9·13”事件之後 衛士扶著總理朝飛機慢慢走去。只見總理總是筆直板正的身體左右不住地搖晃，腳步飄忽不穩。走不了幾步，他竟偏向機門的一側而去。 1974年12月22日深夜，我辦公室正面牆上掛鐘的時針和分針親密無間地重疊在一起，標誌著舊的一天的完結和新的一天的開始。每當此時此刻，我總會習慣性地瞧一眼案頭那部紅色電話機。這部電話機是與中央辦公廳直接聯絡的專用保密機，俗稱“紅機子”。透過它，直接接受中央辦公室調派專機任務的指示、命令。 按照正常程式，中央需要呼叫飛機時，應先通知空軍司令部，然後，再由司令部作戰部給我們下達調派飛機的命令。但自從發生林彪死黨欺騙黨中央、私自為林家父子外逃調動飛機，造成震驚中外的“9·13”事件以後，中央辦公廳的電話線便拉到了執行專機任務的飛機師師長的辦公桌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空軍司令部對於中央呼叫飛機的情況，只能透過下面師的反饋彙報來了解和掌握。這種“一竿子插到底”的特殊狀況，雖在“9·13”以前也曾有過，但那只是為了提高保密程度，縮小知情範圍所採用的一種極個別的辦法，是一種偶爾發生的現象。 我案頭這部電話機的鈴聲，有它獨自的特殊規律，它往往只在午夜以後才發出清脆的聲音。因此，我在擔任師長期間，從未能在12點以前躺下休息。因為疲勞，經常一躺下便睡死過去，有時，急驟的鈴聲都難以把我從睡夢中拉回到現實裡。為了不耽誤事，我乾脆12點以後才躺下，這樣，有時一天我只能休息五個多小時。 當我把手頭的工作處理完，抬頭再望一眼掛鐘，一長一短兩根指標已“分裂”成90度角。便動手整理桌上隨意擺放的報紙、文具等物件。 “叮鈴鈴……”一陣響亮的鈴聲打破了夜的寂靜，我抓過話筒，自報家門—— “我是師長楊扶真！” “楊扶真啊！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