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密飛行--共和國領袖專機保障親歷

第24部分 (第3/4頁)

毅副總理住省委的賓館，我和機組仍住昆明飯店。出訪前我到“龍宮”給劉主席彙報飛行計劃和天氣，王光美同志在座，劉主席對飛行航線和天氣情況問得十分詳細。我向陳毅副總理彙報時，他問為什麼不能從海上直飛，我說沒有航路，他說航路是人飛出來的，他的話使人很難回答。 4月26日，劉主席訪問印尼。由昆明飛雅加達，中途在仰光休息加油。 4月20日，由雅加達飛仰光，在緬甸訪問了5天，26日由仰光回昆明。 5月1日，由昆明飛金邊，在柬埔寨訪問5天，6日回昆明。 在專機上，我的位置是在駕駛艙，我要隨時瞭解天氣和飛行情況。而朱總司令一乘飛機就同我搶位置，也擠到前艙一屁股坐下就不走，和機組談笑風生，親切如故。不由得使我回想起戰爭年代的許多往事。&nbsp&nbsp　。　想看書來

山西行（1）

站長看名片是八路軍的秘書長，知道是為朱德總司令要車，頓時面帶笑容地賠禮道歉，連聲“好說好說”、“照辦照辦”。 我在朱總司令身邊工作過多年，十分敬佩這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 朱總司令最能理解部下的心情，部下合理的請求，他總是有求必應。 1937年1月，紅軍大學由保安遷至延安。這給總部機關工作人員入學提供了方便條件。不久，軍委二局局長曾希聖和我們科的鄒畢兆、馬文波等同志就被選送到“紅大”學習。我對他們進“紅大”學習十分羨慕，千方百計地也想去學習。為此，我幾次向代理局長羅舜初要求，但他都以工作離不開為理由拒絕了我的請求。我吃不好飯，睡不好覺，心裡悶悶不樂。當時在電臺工作的錢江同志也想進“紅大”學習。他看到我為此發愁，就找我商量一起去找總司令。我沒有和總司令直接接觸過，心裡還沒有底，更主要的是感到總司令統帥千軍萬馬，日理萬機，工作很忙，不便去打擾，因而非常猶豫。錢江同志和總司令很熟悉，他看出了我的心思，便鼓勵說：“不要怕，沒有關係，總司令待人熱情和藹，可好說話啦！我們向他請求準行。”看到他非常自信的表情，聽了他十分有把握的話，我鼓起了勇氣，同意一起去找總司令。 總司令和毛主席同住在鳳凰山腳下。毛主席住石窯洞，總司令住平房，兩位首長近在咫尺。我們住在郵局孫先生家，出門往北走一百多米再向右拐個彎就到了。我們走進總司令的院子，內衛問我們找誰，我們說要見總司令，他就同意讓我們進去了。那時見領導可容易了，領導和部下之間真是親密無間啊！我們沒有絲毫的緊張，邁步走進了總司令的辦公室。總司令正在埋頭看書，聽到我們進來，他抬頭看看我們，然後用濃重的四川話問：“你們來幹啥子？”我們不約而同地先敬了一個禮，而後直截了當地說：“來請求總司令批准我們到‘紅大’學習。”“要求學習很好嘛！好學才能上進。”總司令首先肯定了我們的學習熱情，接著又問，“你們向局長說過了嗎？”我們帶著有點難過的樣子回答：“提過了，局長不同意，所以只得來求您。”總司令聽後笑著說：“來要‘令箭’啊，好吧，我給你們局長寫個條子，要他讓你們去學習。”我們接過朱總司令寫的條子，頓時，心中的石頭落了地，高興得異口同聲地連說：“謝謝，謝謝總司令的關懷！”我們心花怒放，像孩子一樣蹦蹦跳跳地往回跑。二月天氣，冰凍路滑，下坡時不小心摔了一跤，我們誰也沒有顧及這些，歸心似箭，爬起來繼續往回跑。我們終於如願以償上了“紅大”。我們進校不久，“紅大”改名為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 我還向總司令請求過一件事，總司令也批准了。 1938年9月，總司令由晉東南迴延安開六屆六中全會。一天，我到羅舜初同志那裡去玩，談話中得知他要隨總司令到前方去。當兵的誰不想去前方，於是我向他提出，請他幫忙向總司令說個情，讓我也隨同他們到前方去。在軍委二局我和羅舜初同志相處很好，他也有意要我和他同去，因此，給我出了個主意，要我給總司令寫個報告。一回生，二回熟。有上“紅大”找總司令的經驗，我欣然同意了羅舜初同志的建議，拿起鋼筆就寫了一份請示報告。沒幾天，報告就批迴來了，總司令同意我的請求。當我看到總司令在報告上的批語時，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熱淚。總司令啊總司令，過去您愛兵如子的事人人皆知。現在，您理解部下心情，對部下合理的請求有求必應的事，我要逢人便講，使您的這一美德也人人皆知。 朱總司令最善於運用“統一戰線”這一法寶，統戰工作，逢機便做。 1938年10月，我們隨總司令上前方。同行的有朱光、羅舜初、段連紹、劉公亮、劉力克，還有到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