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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的文章。“炮轟基辛格，”《新共和》雜誌宣佈道。
1975年4月23日，北越軍隊正向南推進，發動奪取西貢的最後攻擊，福特在華盛頓外旅行。他的演講撰稿人為他起草了一段講話，準備向美國人民承認，戰爭終於結束了。起初，總統有些猶豫，說基辛格可能不會同意的，但他還是發表了講話。“今天，美國可以恢復越戰前的自豪感了，”福特對圖萊恩大學的聽眾說，“但對美國而言，靠重打一場已經結束了的戰爭，是不可能做到這點的。”演講頗得好評，但是誰也沒有找基辛格稽核講稿，基辛格大發雷霆。他堅持說，這次演講使美國沒有足夠的時間從越南撤退難民。
基辛格後來寫道，白宮工作人員不讓他接觸關於越南的演講稿，是“策劃了一場典型的華盛頓官場的勝利”。這一批評出自基辛格之口有點不可思議，因為他本人曾策劃過太多次這類華盛頓官場的花招。然而，隨著拉姆斯菲爾德鞏固了對福特白宮的控制，基辛格明顯大勢已去。
美國最終從越南撤退的時候，在福特的白宮裡宣讀這場戰爭的墓誌銘的，正是拉姆斯菲爾德。
政府處理越戰最後的混亂時刻時，把事情搞得一團糟。白宮向媒體宣佈，美國人已經全部空運出西貢，結果卻在幾分鐘之後發現，一百多名海軍陸戰隊隊員仍然在美國使館內等待直升機。幾小時後，海軍陸戰隊獲得了營救，但是，問題是怎麼對媒體講第一次宣佈的時候其實撤退並沒有結束。“基辛格想把責任推給五角大樓的軍事通訊中心，儘管宣佈了錯誤的訊息是因為他本人錯誤地斷定（美國大使的）離開就意味著撤退的結束，”白宮新聞秘書羅恩·內森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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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蘇聯人緩和，排擠基辛格（4）
內森希望忘記這一切，就好像政府最初說結束了的時候，撤退就已經結束了。但是，身為白宮辦公廳主任的拉姆斯菲爾德拒絕這樣做。
“這場戰爭已經有了這麼多的謊言、這麼多的推諉，最後再用謊言來結束戰爭是錯誤的，”拉姆斯菲爾德說。他命令新聞秘書要對政府犯的錯誤“實話實說”。許多年之後，當美國與伊拉克交戰時，拉姆斯菲爾德時任國防部長，他並不總是這麼實話實說的。
美國在越南的失敗，對政治、對外交政策、對公眾如何看待國家以及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影響在當時並不容易被人理解。基辛格後來承認，他沒能理解這些變化，相比之下，拉姆斯菲爾德的洞察力則更強些。
基辛格忙於應付來自政治左派對他的外交政策的威脅——就是那些在反越戰運動以及1972年民主黨人喬治·麥戈文的競選中產生出來的、企圖削減美國軍力和海外駐軍的勢力。按照基辛格的觀點，與蘇聯緩和的部分目的是為了挫敗左派；他希望，美國既能從越南撤軍，又可以透過與蘇聯簽訂軍控協議，在“和平問題上佔據主動”，從而維護美國在海外的其他承諾。基辛格對來自政治右派的挑戰遠沒有那麼擔心；他錯誤地相信，像羅納德·里根那類的保守派和亨利·傑克遜那類的民主黨新保守派，有著與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相同的總體目標，他們之間的分歧不過是策略上的分歧。基辛格認為，右翼最主要的錯誤在於不理解自由派民主黨人的實力和危險。“尼克松和我認為，拒絕與克里姆林宮談判，將把反越戰抗議運動的毒素擴散到美國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而且可能會深深地滲透到我們的同盟關係中，”他解釋道。
從近期看，基辛格對自由派民主黨人勢力的擔心得到了證實。越戰的結束的確導致國會企圖進一步削減美國在海外的承諾、壓縮軍費預算、限制美國的情報活動。然而，美國從越南的撤退，也逐漸助長了出乎基辛格預料的情緒：一種認為美國今後不應該再蒙受類似失敗、要更積極地向海外宣傳美國的價值觀和不能輕易向共產主義政權妥協的情緒。
被基辛格低估了實力的右翼，其實力大大加強了。在共和黨內部，里根開始了對福特政府的挑戰。在國會，傑克遜則加強了對緩和政策的挑戰。到1975年夏季，福特處於退卻狀態。他決定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想法推遲到1976年選舉之後，他放慢了將巴拿馬運河歸還給巴拿馬的談判程序。
數十年後，基辛格承認，他沒能覺察越戰後美國的發展方向，而拉姆斯菲爾德則更好地把握了這個國家的情緒。“作為政治爭鬥的老手，拉姆斯菲爾德比我更清楚，“水門事件”和越戰很可能引起保守派強烈和不利的反應，（1974年11月）麥戈文派在國會當選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