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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和申斥，但是透過這種行為，他們依然可以達到他們拖延審判的目的。他們無隙不乘、無孔不入地利用英美法系煩瑣複雜的訴訟程式，竭力使東京審判的時間拖長。正如我們在前面所指出過的，東京審判之所以長夜漫漫，月復一月，年復一年，被告辯護方面的這種“延宕戰略”實為主要原因之一。
當時的國際形勢也助長了他們對實行這種戰略的信心和積極性。
首先，是美國日益露骨的袒護日本戰犯、重新武裝日本和恢復日本軍國主義的政策。隨著東京審判的進展，美國政府和盟軍總部袒護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從而恢復日本軍國主義使其為美國侵略戰爭政策服務的企圖，一天比一天地更加明顯了。他們一批又一批地釋放了在押的日本戰犯，大量地解除了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整肅。這就助長了這些被告辯護律師們的僥倖心理。他們幻想著：如果審判拖得足夠長久，可能盟軍總部終歸有一天會結束審判，把這些被告戰犯們全部釋放，甚至予以起用。
其次，是美蘇關係的日趨緊張。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之日起，美蘇關係一直不是圓滿的。遠東法庭開庭以來，報紙上幾乎每天都充滿了關於雙方如何張牙舞爪、劍拔弩張的報道，特別是在柏林封鎖及其以前一段時期裡，彷彿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迫在眉睫。這就又給了被告和他們的律師們另一種錯覺，引起了另一種幻想。他們幻想著：只要審判能夠儘量拖長，可能有一天大戰會爆發，那時國際陣營必定要起根本的變化，綁上了美國戰車的日本必然會得到美國的重視，而遠東法庭裡的這些以侵略能手著稱的被告們不但會中止受審，恢復自由，而且可能東山再起，重理舊業，擔任美國的幫兇角色。
以上兩種幻想雖然都未能實現，不但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曾爆發，柏林危機終得解決，而且美國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中斷或干涉東京的國際審判，但是這兩種幻想確實是促使被告辯護方面對東京審判採取積極“延宕政策”的一個重大原因。他們千方百計、無所不用其極地要使審判拖延下去，拖得越久越好。
面對辯護方面這種“延宕戰略”，大多數法官們是感到厭煩、憂慮甚至焦急的。但是由於法庭憲章上和組織上有些無法糾正的缺點，例如，前面指出過的被允許出庭辯護律師太多，訴訟程式太煩瑣，以及為了保證公平審判不能壓制辯護方面暢所欲言，等等，他們也是無能為力和莫可奈何的。
誠然，對待這種“延宕戰略”，法庭在可能範圍內也還採取過一些措施，例如變通了法庭程式規則中某些過分煩瑣的規定，簡化了法官們作出裁決的投票方法，對信口雌黃或過分冗長的發言隨時加以干涉或制止，甚至根據憲章第九條（丙）項的規定開除過兩名傲慢不遜、最愛胡鬧的美國律師。遠東法庭為了要維持“公平審判”的外貌，並未充分行使憲章上所賦予的權力。例如憲章第十二條規定“本法庭（甲）將審訊工作嚴格地限制於迅速審理控訴中所提的各項問題，（乙）採取嚴格措施以防止任何足以引起不合理拖延審訊之行為，並排除一切與本案無關之問題及陳述”；第十三條（甲）項規定“本法庭將盡最大可能採取並適用便捷而不拘泥於技術性的程式……”；第九條（丙）項規定“……本法庭得隨時拒絕此等（被告的）辯護人”。——這些條文法庭都沒有充分認真地利用過。誠然，法庭曾經取消過兩名美國律師（施密士和肯寧漢）的辯護資格，但那是審訊後期和末期的事情，對於阻止拖延審判並沒有發生多大的實際效力。施密士系在1947年3月以在公審庭上冒犯法庭而被停職的；而肯寧漢的停職則在1948年10月，其原因並非由於他在公審庭上的行為不端，而是由於他在庭外的言論荒謬。肯寧漢曾出席1948年9月7日美國律師公會於西雅圖舉行的代表大會，作了一篇關於東京審判的報告。在報告中，他肆意批評和詆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說它不客觀、不公正，對被告懷有偏見，不給辯護律師以充分辯護的權利。這篇報告公開發表在美國報紙上，早為法官們所獲悉。肯寧漢回東京後，法庭遂命其於公開庭上作出能使法庭滿意的解釋。在肯寧漢結結巴巴、支支吾吾地作了一番“解釋”之後，法官們舉行了會議，一致認為不能滿意，並決定以“誹謗法庭”為理由停止其辯護人的職務。但是此時審判已進入判決書起草階段，公開庭訊事實上已告結束，因此，法庭的這個決定只是象徵性的，並無任何實際意義。這些措施對於遏制辯護方面的囂張無疑地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並不能給辯護方面的“延宕戰略”以決定性的打擊，因而法庭審判進行得依然很緩慢，浪費的時間依然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