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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面所指出過的：遠東國際法庭每一被告之所以獲准配備一名美國律師，原本是為了在訴訟程式法律技術方面可以協助他的日本辯護人。這些美國律師有的是從美國招來的，有的是原本就在盟軍總部任職的。但是他們的薪給全都是由盟軍總部法務處支付，而不是由被告本人或日本政府支付的。只從這一事實看來，他們的任務已經是再明顯不過的了。在辯護工作上，他們應該僅僅起助理或技術顧問的作用。比起被告們自己所選任的日本律師，他們的地位應該是次要的。
但是隨著審判的進展和國際形勢的變化，一種主次顛倒、反賓為主的現象便發生了。美國律師在辯護工作中反而起了主要作用，日本律師卻甘願退居“後臺”，至少在公開庭上的表現是如此。舉凡在公開庭上一切張牙舞爪、劍拔弩張的“表演”，幾乎都是由這些美國人擔任的。下面只舉一個例子，便可看出這些美國律師是何等肆無忌憚。
在1946年5月14日的公審庭上，被告辯護方面申請取消起訴書中第三十九項所控訴的罪行。這項罪行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艦隊，殺害美國海軍上將季德及大批美國海軍軍官和水手的罪行。美國律師佈列克萊（Blekeney）強辯說：“如果說海軍上將季德在珍珠港被炸死是謀殺案的話，那麼我們就得知道在長崎動手投擲原子彈的那個人的名字，我們就得知道制定這一作戰計劃的參謀總長，我們就得知道對這一切負責的總司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記錄（1946年5月14日），第212頁。最後一人，佈列克萊無疑地是影射美國總統杜魯門，因為按照美國憲法，總統是負責指揮全國軍隊的最高司令官，事實上在廣島和長崎投原子彈也是由他決定的。
被告辯護組織：日美辯護律師（4）
在一個審判戰犯的法庭上，美國律師竟把他自己祖國總統的行動和被告日本戰犯的犯罪相提並論，這是不能不使人驚異的事情。美國律師之極端放肆，於此可見一斑。
誠然，投擲原子彈是不可宥恕的。但是遠東法庭審判的是日本戰犯們所犯的罪行，在這個審判里美國律師竟把美國自己的戰爭行為扯了進來，這是十分不適宜的，而且是絲毫不相干的。這種不體面的怪事，恐怕只有居心不良的人才幹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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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律師在法庭上不但表現得肆無忌憚，而且有時還表現得不可想像的愚蠢。下面是一個有趣的例子：
國際檢察處為了要證明日本帝國主義者透過各級學校教育去培養和灌輸日本青年對外侵略的思想，曾經請求法庭傳喚一名日本教育家前田到庭作證。在1946年8月2日證人前田作了正面陳述之後，美國律師克萊曼（Kleimen）對他執行反詰。
克萊曼向證人問道：“你說各校校長在課程問題上都受著陸軍軍官的指揮。請你告訴我，難道在小學課程裡不教授日本語文嗎？”這個問題引起了全場的笑聲。庭長插嘴說：“真是沒有道理！難道在日本學校裡能不教授日本語文嗎？”克萊曼向法庭解釋說：“如果對法庭方便的話，我現在倒想竭力求得對早在兩個月前便引起法庭注意的那個問題的答案，即日本學校的課程究竟是些什麼？但是，如果對法庭不方便的話，我也可以放棄不提。”
庭長答道：“我們不希望聽取這個問題。”
克萊曼說：“好……那我就改提下面一個問題：學生們上不上算術課呢？”
庭長帶怒斥道：“你真是豈有此理！這扯得太遠了。須知道，克萊曼律師，你是站在國際軍事法庭的面前，而這個法庭是審判前日本帝國的領導分子對人類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
克萊曼繼續辯道：“如果您同意的話，我認為在審訊的現階段上弄清楚這樣的課程問題是很重要的。”
庭長抑制了憤怒，隨口說道：“那就請你繼續發問吧。”
克萊曼便繼續向證人問道：“在這些學校裡，有音樂、圖畫、手工、日本歷史等課目嗎？”
這個問題引起了法庭聽眾更大的笑聲。庭長怒不可遏地向證人說道：“證人，你不必回答這種問題。”
至此，克萊曼已經感覺到他精心準備的那一連串可笑的問題無法再提出了，便垂頭喪氣地對庭上說：“我再沒有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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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兩個事例，不難看出美國律師荒唐放肆和愚蠢可笑到了什麼地步。他們的行為雖時常遭到法庭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