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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受訊的被告及其辯護律師便時常可以提出異議，對記載是否正確故意表示懷疑，甚至抵賴或否認他在偵訊時所招認的供詞。在這種情況下，法庭有時就必須傳喚偵訊員或偵訊時在場的其他人員到庭對質。這樣枝節橫生，就在一定程度上拖延、擾亂了法庭的審訊程序。
正如前面所指出過的，偵訊工作是一件十分繁重艱鉅的工作。我們只要想到遠東法庭審理的這個案件牽涉的地域範圍之廣，犯罪年代之長，罪行種類之繁，特別是在押的重要戰犯人數之多以及他們每個人在日本近二十年來政治舞臺上的活動之錯綜複雜，便可知道要做好這項工作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一個好的偵訊員首先必須摸熟日本近二十年來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各方面的大體情況，其次便是研究受訊犯人在哪些方面擔任過什麼重要職務，有過些什麼罪惡活動，然後才能向他提出一些關鍵性和能擊中要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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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口供（2）
當然，偵訊人員在準備工作中經常依據的是那浩如煙海的日本政府的檔案檔案以及檢察處聯絡的若干日本人所提供的資料和線索，但是他必須付出辛勤的勞動去挖掘、整理和決定取捨。此外，在偵訊中，他還必須運用自己的智慧能力，掌握偵訊技術和犯人心理，步步進逼，跟蹤到底。這樣，他才能作出出色的成績，他取得的口供日後在法庭上提出時才是檢方有力的證據。
一般說來，國際檢察處的偵訊工作做得還算是有成績的，工作質量也還算高的。從犯人偵訊得來的口供記錄，有不小部分曾被檢察方面有效地利用了，作為支援對該犯控罪的有力證據提交法庭。
偵訊工作從1945年底主要日本戰犯逮捕完畢起，到1946年5月法庭正式開始審訊止，一直是國際檢察處的一項最緊張最繁重的工作。在初期，偵訊的物件是全體在押的甲級戰犯，工作當然不能細緻深入。到了後期，特別是在首先受審的被告二十八名人選已經決定之後，偵訊的火力便集中地對著這二十八名被告。個別歷史比較複雜的被告被偵訊竟至五六次之多，口供記錄長達數十頁，一般平均也都在兩次以上。偵訊工作越是接近法庭開庭便越緊張，好像賽跑的人快到終點的時候要特別賣氣力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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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材料
檢察處在準備起訴中的第二件主要工作便是要從那堆積如山、卷帙浩繁的日本政府的公文件案裡找出與各被告戰犯罪行有關的材料。這種材料，一方面可以被利用作為在開庭前對戰犯們進行偵訊和錄取口供時的背景參考；而另一方面又可以被利用在開庭時作為向法庭正式提出的書面證件，以支援檢察處的控訴。由於這種材料是錄自日本政府的公文件案，它的作證價值無疑地是極高的。
但是要搜尋這類材料絕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而是一件非常繁重艱鉅的工作。原因是：（一）儘管遠東法庭大廈三樓檔案資料室裡的日本政府的公文件案堆積如山，但這並非日本政府公文件案的全部。很大一部分的公文件案早已被飛機炸燬或者被日本官員於投降前自動燒燬。即使全體工作人員辛勤勞動，費盡心機，要想從剩餘的這些公文件案材料中去拼湊起一幅每個被控戰犯的罪行全圖，那也是絕對沒有可能的。僥倖的是由於佔領軍的傳奇式的發現，那幾大箱埋藏在地窖裡的日本政府最機密的檔案（歷次御前會議、內閣會議、五相會議、樞密會議、重臣會議的詳細記錄等）都被挖掘出來了。關於這幾大箱日本政府秘密檔案的傳奇式的發現，見本書第二章第六節。這些檔案也陳列在法庭的檔案室裡。這確實是無價之寶。它對於日本政府侵略政策之形成，侵略戰爭之發動，以及那些任過首相或大臣的被告戰犯們在其中出過什麼主意，作過什麼發言，扮演過什麼角色，等等，都提供了極端可靠的證據，而這種證據必然為法庭所接受。檢察方面在論證對某些首要戰犯的控訴時曾經充分地利用過這種材料。（二）法庭檔案室所收集的日本政府檔案檔案雖然並不齊全，但是它的卷帙仍然是極其浩繁。日本人常用漢詞“浩如煙海”和“汗牛充棟”去形容其多。要從這“浩如煙海”、“汗牛充棟”的成千成萬的檔案卷宗裡去找出同某一戰犯罪行有關的一段一節或者一行一句，那有時簡直是像大海撈針一樣困難。由此可見，要有效地利用這種檔案就非付出巨大的人力和辛勤的勞動不可。（三）語文上的困難也是很大的。日本政府的公文件案都是用日文寫的，而檢察處的工作人員大都是不懂日文的。因此，他們就非藉助於僱用的日本人不可。但是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