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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和錄取口供的工作。在檢察處對重光和梅津的控訴材料中,偵訊報告或本人口供是不存在的。
板垣徵四郎和木村兵太郎也有類似的情況。他們二人之所以未被列名於1945年那四次逮捕令中,倒不是由於對他們有什麼特殊照顧,而是因為他們那時都不在日本國內。當日本投降的時候,板垣大將和木村大將都在海外作戰,擔任著重要的軍職(板垣是日本第七戰區總司令,駐紮在新加坡;木村是緬甸派遣軍總司令,駐紮在仰光)。在日本投降之後,他們都遭到當地政府的拘捕。由於他們的劣跡昭彰,早已被國際檢察處選為第一批起訴的物件。但是等到開庭的前夕,他們才被押解來到東京,投入巢鴨監獄。因此,檢察處也來不及對他們進行偵訊或錄取口供的工作。
除了上述四人之外,其餘二十四人都長期被羈押在巢鴨監獄裡,並且都經過檢察處很認真的偵訊,都有很詳盡的口供書存案。在法庭審訊的過程中,這些口供都充分地被檢察處作為證據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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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第一批起訴的這二十八名被告主要戰犯的名單,人們大體上是感覺滿意的,遺憾的只是檢察處出於微妙的原因沒有把任何重要的財閥、大資本家如鯰川義介、久原房之助、中島知久平之流列名其間。但是,除了這個缺點之外,名單還算是差強人意的;所有的被告都是長期騎在日本人民頭上的野心勃勃、罪惡昭著的法西斯侵略分子。在日本多年來的政治、軍事、外交宣傳各方面的罪惡活動中,他們的重要性是特別突出的。
把這二十八名被告戰犯的地位或罪行分析一下,我們便可發現其中有:
(一)曾任國務總理大臣的東條英機(太平洋戰爭的發動者)、廣田弘毅(老牌外交家)、平沼騏一郎和小磯國昭(老牌法西斯軍人)。這四個首相都是日本政界中赫赫威名、不可一世的人物,在整個起訴期間(1928—1945年),他們都是日本對外侵略活動中的首要分子。
(二)積極鼓吹侵略的老牌軍國主義典型人物荒木貞夫、南次郎。
(三)對華長期侵略中活動最力、罪惡最大的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梅津美治郎,以及對中國人民施以殘酷暴行的主犯松井石根、俊六。
(四)戰時日本經濟動員和對華經濟榨取的主要策劃者和執行者、理財家賀屋興宣、星野直樹。
(五)東條內閣發動太平洋戰爭的主要策劃者及參加者永野修身、島田繁太郎、木戶幸一、鈴木貞一、佐藤賢了、岡敬純。
(六)太平洋戰爭期間在菲律賓、緬甸各地實施殘酷暴行的主犯木村兵太郎、武藤章。
(七)積極推動侵略陰謀的老牌外交家重光葵、東鄉茂德、松岡洋右,以及積極勾結德意軸心國家組織###軍事同盟的大島浩、白鳥敏夫。
(八)瘋狂鼓吹法西斯主義和對外侵略政策的理論宣傳家和煽動家大川周明、橋本欣五郎。
把二十八名被告分為以上八類並不是絕對準確的,因為在這些人的長期活動中,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很複雜的,多種多樣的,並不限於一格。上述劃分只是就他們長期的複雜的活動中最突出的重點而作出的。同時,從這八類的分法之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檢察處之所以把他們列為第一批起訴的物件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因為他們在全部日本對外侵略戰爭中不但是主要的人物,而且是有代表性的人物。蘇聯派到遠東國際法庭的陪席檢察官高隆斯基在1947年3月27日關於“日本首要戰犯的審判”的一次講演中把東京被告戰犯們分為五類,即(一)國務總理大臣;(二)軍事要人;(三)外交要人;(四)財政經濟要人;(五)日本帝國主義思想家。他把宮廷重臣木戶幸一侯爵列於五類之外而獨自成為一類。這雖不失為一種可行的分類法,但是它的毛病卻是在各類戰犯的數字上太不平衡。被告中可以列入“軍事要人”一類的要佔半數以上,而其他各類卻只能有二三人或三四人。此外,把許多“軍事要人”籠統地劃為一類也不易表現他們各自的特徵和罪責重點之所在。因此,我們不採取高隆斯基的分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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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名被告戰犯的挑選(3)
當然,這二十八名戰犯的代表性並不是完全的,可能還有不少在這八個方面或其他方面有代表性的戰犯不曾被包羅進去。不過照原來國際檢察處的設想,這只是起訴的第一案,其他重要戰犯將來在第二案,甚至第三、第四案中還是要起訴的。這是當時國際檢察處以冠冕堂皇的宣告所鄭重保證的。但是,後來事情的發展卻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