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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禮部尚書胡撰的墓誌銘中，對他評價尤其高，說他“性行純誠”，“累使朝鮮皆能宣佈王化，使夷人悅服，朝貢者接踵於道”［18］。但是，在《李朝實錄》中，記下的卻是昌盛的另一面。
據《李朝實錄》載，宣宗二年（1427），昌盛首次出使朝鮮時，便露出了貪財嗜利的一面，除了得到國王的賞賜外，還求索各種珍貴的土特產，以致“賞賜之櫃但六，自己之櫃百餘”。［19］又恣行無禮，“輒鞭笞朝臣”［20］。所以李朝世宗說他“雖俘處女、假犬為名，實為謀利而來”。但朝鮮君臣畏懼明廷，認為這些宦官品質惡劣，難以理喻，又怕他“妄訴朝廷……為異日之大患”，所以不敢和他們相爭，只有“忍辱，優待以遣”。於是昌盛更放肆地盜竊朝鮮官員珍寶，所過州縣見有美物即取之，又隨意奪民間馬匹……來去自如，而朝鮮官員對他亦無可奈何。
對於這些情況，宣宗後來亦略有所聞，所以宣德四年（1429）曾諭李朝世宗：“朝廷遣人至王國中，王待以飲食足矣，毋遺以物。”並安慰他們說：“王父子敬事朝廷，多歷年歲，逾久逾篤，朕所深知，非左右近習所能間也，王無慮焉。”［21］但是，這諭旨並未能堵住昌盛的貪慾，在宣德五至八年（1430—1433）他一再出使朝鮮，為宣宗索取海青、黃白鷹、土豹，併為遼東都司傳詔換易耕牛時，都因為收不到大量賄賂的禮物，而“故為侵逼之計”，給朝鮮製造種種麻煩，讓他們防不勝防。以至朝鮮抨擊他為人“譎而不正”、“但求自己之私事”，從而透過昌盛等宦官在朝鮮的種種行徑，評論明朝的政治：“自古天下國家之亂，由於宦寺，奉使而來者皆此輩也，則上國之政可知矣”。［22］所以《墓誌銘》說他“內外馳名”，但實際上他馳的是惡名，他的行徑損害了明朝的形象，已經給中朝關係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
四、興安（1）
興安（1389—1459），安南貴族的後裔，幼年受過中華文化的教育，通文義。由於出身高貴，有學識，永樂五年（1407）被英國公張輔閹割了帶回中國，送入明宮，當時他十八歲。
興安進宮後，歷事太宗、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宣德元年（1426）升長隨奉御，掌管庫藏出納。宣德九年（1434）王景弘等下西洋歸來，攜回的寶貨就是由興安驗收的。正統二年（1437），被差往蘇、松、揚、泰各州清理鹽法，兼選軍士，並清理地方的疑案。由於諸事處置得當，回朝後被晉升為左少監，不久又升太監。並賜給蟒龍服，歲給廩祿，給予很高的禮遇［23］。正統十四年（1449）夏天，由於久旱不雨，懷疑是有冤獄所致，於是派興安與內閣大學士王文審錄刑部、都察院重囚，開了司禮太監主持會審的先例。
正統十四年（1449）秋天，也先入侵，在權宦王振的唆使下，英宗倉促親征，出發前命王朱祁鈺留守京師，政事與司禮太監金英、興安，吏部尚書王直，駙馬焦敬等共同處理。土木堡兵敗，英宗被俘，中外震驚。王召叢集臣商議戰守，當時翰林院侍讀徐（後改名有貞）倡議南遷到南京，遭到金英、興安嚴厲斥責，他們一致支援于謙堅決抗敵，對保衛京師起了重大作用。當也先的部隊進到德勝門外時，又是興安和另一太監李永昌受命與武清伯石亨、兵部尚書于謙整理軍務，開了內臣總京營兵的先例。而景泰初年，正是司禮太監金英犯了贓罪，屢遭朝臣指控的時候，所以興安就成了最得帝寵、權勢最大的太監。
也先俘獲英宗後，本來以為拿著這一重要人質可以要挾明廷，可是，明廷已經另立新君，又認真作好防禦；而蒙古內部又有勢力因與明斷絕了貿易關係，受到損失，而與也先有矛盾。也先無奈，只好與明廷議和，讓明廷派遣使者前往接回英宗。
英宗返國，對景泰帝的帝位自然是個威脅，這時興安極力維護景泰帝，阻撓迎接英宗返國。在廷議選派使者時，興安先是說沒有合適的人選，責問群臣“誰可以勝任？誰是文天祥、富弼！”後來又只選派了職位較低的禮科給事中李實前往，敕書又只說報禮，不涉及奉迎英宗的事。李實見到這樣的敕書，十分害怕，到內閣請示，途中遇到興安。興安知道後斥罵他說：“你只應奉黃紙詔辦事，跟其他人有什麼關係。”［24］另據《明實錄》載，在英宗迴歸後被軟禁在南宮時，景泰帝要廢太子，改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當把這事交付朝臣議論時，各大臣都不敢表態。興安便對他們厲聲說：“此事今不可已，不肯者不用簽名，尚何遲疑之有？”［25］就是在他這樣的逼迫下，朝臣無一人敢違抗，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