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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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朝宦官專權的原因（1）

明朝的宦官，為什麼這樣猖獗？答案只能從明朝高度發展的極端專制主義的君權中去尋找。

明太祖朱元璋採取了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在君主專制時代，特別是在封建社會後期的明清時期，所謂集權於中央，實際上不過是集天下大權於皇帝一人，由他高踞於封建等級制金字塔的頂端而已。出身貧苦，在元末農民戰爭的刀叢、血泊中滾過來的朱元璋，在剛登大寶時，鑑於元朝亡天下的教訓，還能注意“人安為寶”，派人晨昏“畫角吹難”，提醒臣民“為君難，為臣又難”，“創業難，守成又難”［61］，甚至還微服私訪，體察民情。但是，等到天下坐穩，特別是在各地小股農民起義均被鎮壓、宰相制度被廢除、功臣宿將幾乎全部被翦除後，便深居簡出，重溫歷代君主千年帝業的酣夢。不難想象，在朱元璋心目中，連徐達、李文忠、劉基、朱升等等一大批曾經跟他一起赴湯蹈火的元勳尚不可信，還有什麼人值得信賴？久而久之，便必然形成這種局面：誰跟他接近最多，便最受信任。享有這個“得帝獨厚”機會的，當然只有宦官。因此，儘管在開國之初，朱元璋三令五申，不得重用宦官，但頭一個做不到的，正是他自己。從這樣一件事上，我們不難窺知其中訊息：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喜歡結交儒生，禮賢下士，家中有不少門客。有一天，文忠對朱元璋說：“內臣太多，宜稍裁省。”元璋聽了大怒，說：“若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門客教之。”遂把文忠門客都殺了，“文忠驚悸，得疾暴卒。”（按：李文忠非“得疾暴卒”，乃為朱元璋毒死。見潘檉章：《國史考異》卷二）此時此地，朱元璋已把宦官作為自己不可缺少的“羽翼”，宦官的地位，也就可見一斑。此例一開，在朱元璋的兒孫們看來，重用宦官，當然就是信乎有證，不悖祖訓了。

明代皇權大肆膨脹的另一個結果，是皇帝被進一步神化，所謂“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君王。太平氣象家家樂，都是皇恩不可量”［62］。差不多至遲從晚明開始，以神化皇帝、崇尚君權為核心的“天地君親師”的神牌，在千家萬戶供奉起來［63］。皇帝被神化，只能導致君臣隔閡，到憲宗、孝宗時，皇帝與大臣“竟以面對為可怪，一逢召對，遂有手足茫茫之感”［64］。最典型的例子是，憲宗成化七年（1471），有次召見時，群臣“皆同聲呼萬歲，叩頭”［65］而已。明中葉後，某些大臣陛見時，簡直如坐針氈，如履薄冰。神宗皇帝有次召見方德清、吳崇仁二相，商議張差闖宮的案件，方德清只知連連叩頭，吳崇仁“則口噤不復出聲，及上怒，……崇仁驚怖”，竟然嚇得昏死過去，“乃至便液並下”，“如一土偶，數日而視聽始復”［66］。這種極不正常的政治局面，遂使皇帝將宦官倚為心腹，為閹人專權，開啟方便之門。

歷代封建王朝，都逃不出這條規律：隨著政治局面的穩定，生產力的發展，物質財富的增多，作為全國地主階級總頭子的皇帝，消費慾越來越大。因此，幾乎每一個王朝中葉的帝王，無不以比起乃祖乃兄不知要大多少倍的胃口，肆意追求消費，吮吸民脂民膏，力圖窮極人間天上最驕奢淫逸的享樂生活。明王朝也不例外，明中葉後的皇帝，特別是武宗朱厚照、神宗朱翊鈞、熹宗朱由校，更是醉生夢死，荒淫無恥。以朱翊鈞而論，成天耽於酒、色、財、氣，“二十年來，郊廟、朝講、召對、面議俱廢”［67］。既然二十年不坐朝，也不召見大臣，那麼，必須由“宸躬獨斷”、皇帝料理的國家大事，由身不離左右的宦官代為料理，也就勢必不可避免，久而久之，“乃稱肺腑矣”［68］，宦官手中的權力便越來越大。稽諸史籍，真是歷歷可數：朱厚照喜歡喝酒，宦官便投其所好，“利其醉，不時進觴，遂日酣酗，不及親政”［69］　。劉瑾每次奏事，專挑皇帝被雜伎逗得樂不可支的時候，這樣，他一奏事，皇帝便說：你幹什麼，這樣麻煩我。因此劉瑾便趁機自作主張，處理大事。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