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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餘非官方的新社團組織的次第登臺，讓中共杭州市委黨校課題組的成員驚訝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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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浙江發生了什麼》（6）
顯然，他們的自組織能力，已經超出了官方的預期。在溫州，非官方的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開始影響到地方政府的決策。如果說，民主政治的好處，就在於它給不同的利益集團提供了主張自己利益的渠道。那麼，在國際化浪潮中躍起的一個個NGO，毫無疑問地豐富了浙江的民主。
發生在浙江的全球化的故事說明：為促進一種國際貿易體制而設計的規則，可以用民主價值來論證它的正當性，貿易，開放的貿易，確實有助於我們朝著民主化的方向行進。
自發擴充套件的秩序
研究浙江的民主，我會不止一次地翻閱哈耶克的著作。這位偉大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倡導的“擴充套件的秩序”，一次次地敲擊我心靈的窗戶，為我看到的浙江的民主的細節，做出理論上的說明。浙江的民主，從來就不是官方有意為之的“計劃性產出”，而是發軔於民間經濟的自發無序的生成。
對於西方世界的興起，歐美的經濟學家們曾圍繞歐洲經濟增長的原因，爭執不休，有的說是技術革命，有的主張人力資本的投資，還有的人強調市場資訊成本下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說：他們說的都對，但都沒有擊中要害，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才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興起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12］。那麼經濟組織怎樣才會有效率？他們談到政府須保護所有權的制度創新，“如果所有權使從事社會生產性活動成為合算的，便會出現經濟增長。”［13］
返觀浙江20餘年來的經濟發展，我們能找到多少技術進步的例子，解釋一個資源倒數的省份，何以能在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間，坐上中國經濟領域的第四把交椅？能以人力資本的投資，詮釋他們創造出ＧＤＰ124億的秘密麼？同樣，我們也不能僅僅用市場資訊成本下降，說明浙江在ＧＤＰ年增長速度、人均ＧＤＰ增長速度、外貿出口總額、財政總收入四項指標上，僅次於北京上海廣東的經濟奇蹟［14］。
諾斯對西方世界興起的解釋，完全可以套用到浙江經濟奇蹟的創造上。25年來，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的不斷壯大，浙江經濟總量的遞增，都與私有產權息息相關。他們曾為產權坐過牢，為私有產權戴過紅帽子，在政治風波乍起的時候，主動向地方政府申請“充公”，近些年來他們為私有產權得到憲法的保護，屢屢上書，利用他們在人民大會堂的參政議政權，一次次建言國家將保護私有財產寫進憲法，並在2004年如願以償。
為什麼握鋤頭、螺絲刀和修鞋器材的手，最終能和中國領導人拉在一起？你問從小就蹲在寒風中修鞋的南存輝，問年逾不惑才開始賣冰棒的宗慶後，除了哈耶克所說的求生存求發展的本能之外，還有什麼偉大的理想在支撐他們麼？
哈耶克說，資本主義是一個被反覆誤讀的概念，它的本質不過是自由企業制度或者人類合作秩序的無限擴充套件。他認為，在合作秩序的擴充套件中，產權私有的社會基礎不可或缺。顯而易見，浙江20餘年的發展，滿足了這個條件。
論功行賞，我們只能將這個豐功偉績，歸於自發的民間的力量，而非政府。浙江的官員相對於其他省市，要開明得多，但他們不是浙江私營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很多時候，他們是被民間的力量推動著往前走。中共十六大全面解放私營企業主階層以前，說他們是改革的維護者，遠比稱他們是維護者，更為貼切。
自1960年代始，溫州的改革派官員的命運充滿悲愴。他們時常是“被拎出來‘示眾’一番的被告”，他們不得不苦心培植一些公有制企業的典型，並在外來取經者跋山涉水而來時，不厭其煩地向來者大談溫州發展公有制經濟的經驗。兩位追蹤溫州多年的前新華社記者說，如果我們據此“說溫州的官員一開始就明白執政體系應當如何與市場經濟相銜接，知道政府如何在市場經濟狀態下發揮有效的作用”［15］，顯然是誇張了。最接近本質的解釋是：情勢的變遷，聚集了巨大的改革壓力，他們不得不順勢而為，以利益調整的方式進行協調。
在浙江，縱使那些在私營企業發展的生死關頭支援過改革的官員，也沒有幾個是真正的先知先覺者。他們確實提著烏紗帽，冒險支援過第一個股份制的銀行，以及其他為數眾多的冒當時制度之大不韙的“第一個”。凡此種種，都符合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