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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貿易組織，是一條填平大海的“船”，牢牢地拴住了浙江人，哪怕在中國尚未“入世”之前。
我們論浙江的民主，離不開浙江的私營經濟，說浙江的私營經濟，就無法迴避浙江的開放、貿易和全球化。經驗的直覺告訴我，通往四海的貿易格局，全球化的生意往來，正在開鑿一條浙江的民主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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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浙江發生了什麼》（5）
蝴蝶在此岸扇動翅膀，無數次的迭加，或可在彼岸引發海嘯。西方人的“蝴蝶效應理論”在浙江私營企業主看來，一點都不深奧。尤其是做貿易的商人，生意上的全球化反應，早已讓他們明白了這一點。
2003年3月20日，美英聯軍轟炸巴格達。伊拉克戰爭的陰影，很快就蔓延到義烏。我記得，那時候，近4000常駐客商中，有一個經營中國小商品的巴格達商人。他的集裝箱，往返於寧波——蘇伊士運河——地中海——巴格達。戰爭爆發前一個來月，他連土耳其以及其他中東地區的訂單也沒有收到一個。
我的朋友，原南方週末記者謝春雷在戰爭開始的時候，採訪了一個做毛毯生意的義烏商人。中東生意的中斷，壓得這個商人烏雲罩面。戰爭還迫使三個溫州商人鋌而走險，在隆隆炮火聲中，奔向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中國入世前三年，戰火損他數千萬美金的陳姓商人，便在阿聯酋海港城市迪拜，建起了三座年成交額1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城。
不懂外語，靠翻譯、手勢和計算器談判的浙江商人，業已綁上了全球化戰車。義烏人早已丟棄了用以發家的雞毛換糖，仰賴寧波港的集裝箱，把中國製造的貨品從國際商貿城，輸送到全球212個國家和地區。走在義烏，漢語、英語、朝鮮語和阿拉伯語，四種語言寫成的醒目的廣告牌，強硬地向我宣告這座國際商貿城面向全球的定位。
開放格局下的全球化視野，不僅填寫了鉅額的外貿出口單據，還迎來了民主的人權觀念。2000年以後，全球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沃爾瑪，派員去義烏浪莎集團，檢查工廠的安全生產和消防裝置，甚至還到職工的廁所看過。在做記者的我，還不知“SA8000”為何物的時候，浙江人就從沃爾瑪這些跨國公司的小動作中，明白了企業公民的社會責任，知道“SA8000”的中文含義是社會責任標準。
就在沃爾瑪這樣的企業，將“工廠素質評分標準”納入到全球採購的日子裡，浙江私營企業主漸漸懂得了消防設施不齊備，非法使用童工，不僅是不道德的，也違反世界通行的生意規則。把勞工權利與訂單掛鉤，固然讓他們中的一些人不愉快，卻固化了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社會責任。
現任上海東方早報副社長的胡宏偉，在西湖邊的一個茶館裡，跟我說，他在新華社浙江分社期間，曾編髮過一篇驚心動魄的新聞稿：距離義烏城區不足百里的永康縣，一年斬斷過千隻手指頭。永遠都那麼激情澎湃的他分析：永康人大多從事製造業，在封閉的車間內，一顆顆螺絲釘式的外地民工，看似受到工業機器的吞噬，實則吞嚥不開放的苦果。
義烏則不同，他們對外來民工，還是給予了儘可能多的福利。2000年初，他們在中國率先給民工以選舉權，允許他們競選打工區域的人大代表。我們當然不能將之附會成國際跨國集團的壓力，但全球化背景下的開放，確實義烏和義烏商人更早更多地懂得了民主和人的權利。
全球化不是免費的午餐。浙江人享受了全球貿易的好處，也遭遇了“反傾銷”的不愉快。儘管入世談判是國家的事，應訴打官司卻是民間商會的事。2003年，中國民間應訴第一人，溫州打火機協會副會長黃髮靜，打贏了中國入世第一案。
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國際貿易法律，把習慣各自為戰的浙江商人團聚起來，自行解散了“跑單幫”的貨郎擔模式。曾幾何時，他們從來沒有關心過這樣的議題：中國該不該入世？貿易是否需要自由化？入世後如何應對國外的反傾銷？他們只是默默地甚至是偷偷摸摸地越過邊境，和洋人做生意。
現在，WTO議定的“世界貿易憲法”，已經波及到他們，他們原先以為只是少數政策制定者和少數學者關心的事情，已然是他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2004年，溫州人開設在義大利的皮鞋商城，遭到反傾銷怒火的焚燒。儘管他們並不理解，全球化和民間社會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內在聯絡。他們不得不快速組建起一個個民間社團，去應對應接不暇的反傾銷，反補貼。同業公會這樣新名詞，改寫了他們的商業行為方式。在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