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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村官”：當新富為政不仁（2）
於是，10萬元成了為楊助選的“利器”。
第三輪選舉投票中，在第二輪選舉中尚處劣勢的楊，反敗為勝，當選村委會主任，成一村之長，當上了人們習慣上稱之為官，但事實上並不在國家官員序列的名義上的“村官”。
經濟和政治的雙重考量
10萬元，在中國鄉村的分量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在義烏這樣經濟發達的城市，也是市府五六個局長級公務員一年的薪水。
10萬元，對楊而言，也不是一個不痛不癢的數字。楊坦言，倘若生意不太好，一年的收入也就幾十萬元。這筆錢，他能為10個工人發放一年的工資。因而，他掏出這筆錢的時候，不像外界說的“不在乎”。
那麼，楊為什麼捨得10萬元捐資參政？有所舍，就應該有所得，那麼楊能得到什麼？
在談論村政的過去時，楊在表達他不滿意的態度的同時，提到他捐資參政的原因。
上楊村臨近市區，差不多寸土寸金，800餘戶的村莊宅基地異常吃緊，有錢也沒地方蓋房子，村裡130戶人家做制筆生意，廠房和民用住房混合在一起。楊雖然有一棟三層的小樓，父母卻不得不寄宿在叔父家中，在城裡讀書的兒子回家，連個窩都不容易安排。
在此情況下，有村民提出另外規劃新村，整體搬遷到別處。但是，個別在村政中擁有話語權的村官，考慮到自己的利益，不同意新村規劃的建議。
楊感到，“只有自己掌握了權力，才能為自己和多數人謀取合法權益。”
僅僅這一點，似乎還不足以促動楊拿出10萬元。
楊是上楊村鉛筆製造業的排頭兵，由於沒有自主的智慧財產權，他的產品的創新沒有好的辦法加以保護，被克隆是習以為常的事情。他的損失在這個方面很大，克隆他的人也掙不了大錢。可是他沒有好的辦法阻止這一切。他想到，要是當了村長，有了發言權，他就可以組織大家一起技術創新，一起致富掙大錢。
一名制筆的村民說：“假如這個想法實施了，他一年多掙的錢可能就有10萬元。”
除了經濟上的考量，楊還有政治上的需求。
於他，這個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個人價值的實現和被承認。
楊的父輩祖父輩都是農村的木匠，忙時務農，閒時做工。從來沒有一個人在鄉紳治理下的農村，和鄉鎮政府管理下的農村，出人頭地過。而村長，在鄉村，絕對是有頭臉的人物。
楊說，他不是衝著這個虛榮來的，但他不否認他渴望這樣的光榮。“我當村長，還是想為整個村子謀取利益，我的政治抱負在整個上楊村。”
道德權威讓位經濟能人
村民的選票是否衝著10萬元的捐贈？
在上楊這個年銷售額將近一個億的村莊，受訪的村民一般都以蔑視的表情否定了記者的疑問。
據稱，上楊村從1997年大規模製筆以來，經濟飛速發展，窮的人家也有四五萬的存款。只要勞動，就沒有過不好日子的。
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下，楊捐贈的10萬元平均到每個村民頭上，能在選票上引起的反響就沒有外界想像的那麼大了。
一個村民說，“那麼一點錢，還收買不了我的選票，關鍵覺得，楊保偉是個能人，跟他幹，村裡發展會快起來。”
緣於此，楊用選票改寫了道德權威佔據“村政”舞臺的歷史，代之以經濟能人執掌“村政”。
據悉，上楊近30年以來，村官一般都是當過兵，或者認識幾個字，在村民當中德高望重的人物。日常工作除了上級交派的任務，就是以情理道德標準處理鄉村糾紛。長期以來，他們沿襲著鄉紳道德治村的傳統，對經濟建設關懷甚少，往往也能力不濟。
有關人士評論說，由於村民感受村官道德水準在下降，處理公共事務並非都是公字在先，就使得經濟能人的“上臺”，成為必然。
義烏市民政局副局長蔣守訓對記者說，在義烏，像楊保偉這樣的小老闆先公開承諾出錢為村裡辦公益事業，而後當選村主任的已非個別現象。因考慮到“出錢”承諾的敏感，也有選擇“辦實事”的，如“村裡的軍屬優撫款由我來承擔”、“為老年協會買生活用品”、“為學校買學習用具”等等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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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村官”：當新富為政不仁（3）
其實，早在三年前，義烏的一個鄉鎮就有一個私營企業主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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