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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與武夫狼藉擾累者不同。假以事權，執挺為降臣長，用人之妙，無過於此。東南西南天下大定於承疇手，而以文人督師，不似舊日鎮將，各擁死士，有其羽翼。用則加諸膝，退則墜諸淵，了無留戀抵抗之患。以故以督部之尊，為招撫，為經略，所向成大功。（《洪承疇章奏文冊彙編跋》）
當松山城破時，祖大壽的三個弟弟都在洪承疇軍中：祖大樂，總兵；祖大名、大成，遊擊。被俘後，太宗命釋祖大成，放他回錦州傳話。到此地步，祖大壽自然非降不可了。《清史稿》本傳：
大壽使詣軍言，得見大樂，當降。既令相見，大壽再使請盟。濟爾哈朗怒曰：“城旦夕可下，安用盟為？趣攻之。”大壽乃遣澤遠及其中軍葛勳詣我師引罪。翌日，大壽率將吏出降。即日，諸固山額真率兵入城，實崇德七年三月初八日也。上聞捷，使濟爾哈朗、多爾袞慰諭大壽，並令招杏山、塔山二城降，濟爾哈朗、多爾袞帥師駐焉。阿濟格、阿達禮等，以大壽等還；上御崇政殿，召見大壽，謝死罪。上曰：“爾揹我，為爾主、為爾妻子宗族耳。朕嘗語內院諸臣，謂祖大壽必不能死，後且復降。然朕決不加誅，往事已畢，自後能竭力事朕，則善矣。”又諭澤遠曰：“爾不復來歸，視大壽耳。曩朕蒞視杏山，爾明知為朕，而特舉炮，豈非背恩？爾舉炮能傷幾人耶？朕見人過，即為明言，不復省念。大壽且無責，爾復何誅。爾年方少壯，努力戰陣可也。”澤遠感激泣下。
清太宗駕馭降將的手段，確是高人一等，而實從《三國演義》中揣摩曹操的權術而得。接前引《祖大壽傳》：
六月，烏真超哈分設八旗，以澤潤為正黃旗固山額真；可法、澤洪、國珍、澤遠，為正黃、正紅、鑲藍、鑲白諸旗梅勒額真。大淩河諸降將，初但領部院，至是始以典軍。大壽隸正黃旗，命仍為總兵。上遇之厚，賜賚優渥。存仁上言：“大壽悔盟負約，勢窮來歸，即欲生之，待以不殺足矣，勿宜復任使。”降將顧用極且謂其反覆，慮蹈大淩河故轍。上方欲寵大壽，諷明諸邊將，使大壽書招明寧遠總兵吳三桂。三桂，大壽甥也，答書不從。大壽因疏請發兵取中後所，收三桂家族。
洪承疇功罪是非（6）
於此可知，在祖大壽未降以前，其部屬始終為清所猜忌，不以典兵。事實上祖大壽令子侄投降，或許亦有佈置內應的打算在內；果然典兵，極可能受祖大壽的指揮而反正。“烏真超哈”、“固山額真”、“梅勒額真”皆滿洲語，即漢軍、都統、副都統。“額真”後改“章京”，此一滿洲官稱與“戈什哈”（護衛）至清末未改，亦為漢人得以任職的僅有的兩個滿洲語官名。
至於“收吳三桂家族於中後所”，已在清太宗既崩以後，《清史稿》所記稍有未諦，《貳臣傳？祖大壽傳》於大壽奉命招降吳三桂不從下接敘：
是時貝勒阿巴泰等徵明，以明兵固守山海關外五城，別由黃崖口入薊州，越京師，略山東郡邑。
八年正月，大壽奏言：“臣先執謬，自辱其身，深愧歸降之晚。伏睹皇上寬仁神武，一統之業，朝夕可定；以臣目擊機會，先取山海關五城，最為上策。明文武官之能否，城之虛實，兵之強弱，臣所洞悉，宜乘此時攻取中後所，收吳三桂家屬，彼必為之心動。其餘中右所、中前所、前屯衛一鼓可平也。破山海更易於破寧遠：山海軍士皆四方烏合之眾，不識陣戰，絕其咽喉，撤其藩籬，海運不通，長城不守，彼京師難保，三桂安能守寧遠也？”
崇德八年即崇禎十六年。此為祖大壽降清後唯一所建之策。以意逆推，祖大壽經數月觀察，已知明欲滅清，大非易事；而明則內困流寇，復有清兵不斷破邊牆而入，長驅南下，大肆擄掠，河北、中原的百姓，實在太苦了。而明朝終必在此雙重艱困之下失去天下；如流寇亡明，則與清兵相持，兵連禍結，更苦百姓。因此，祖大壽特建此策，固為清謀，但亦為明朝及關內百姓籌一條生路。祖大壽堅毅深沉，受孫承宗、袁崇煥知遇，自崇禎四年降清，猶復孤軍堅守錦州達十一年之久，其心繫明室，意向甚明；但中國的武德標準定得太高，作戰非勝即死，遁走亦且為辱，遑論投降？但祖大壽採取比較實際的觀點，前面引述過在他初次被迫投降時，曾邀副將石建柱告以心腹語：“人生豈有不死之理？但為國、為家、為身三者並重。今既不能盡忠報國，唯惜身命耳。”話雖如此，能為國還是要為國，孤城困守，析骸為炊，此種非人生活過了十一年之久，為古今中外絕無僅有之事。設非松山之敗，他還可以在錦州守下去。平心而論，祖大壽實在很對得起明朝。即在既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