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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集團的利益：“我自己做過那麼多年的談判，我感到在談判當中最大的困難就在於掌握著審批權的那部分人，他們往往是反對派。”
我在中國僑聯華商會的會長會上，經常與燕京華僑大學的校長華生見面。他甚至把中國經濟學的問題都歸之於我稱之的“圍牆”文化，他認為：“中國經濟學研究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主流，即缺乏標準和規範，缺乏什麼是好什麼是差的比較和評價。”原因是：“從老一代經濟學家開始，大家都有小圈子。”並且，“如果只是搞小圈子，自己關起門來彈冠相慶，不同門派之間，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中國就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主流經濟學。”
美國名校、臺大與大陸大學的區別
逝世多年的傅斯年先生，學生時代是五四運動的北大學生領袖，教師時代曾做過北大代理校長和臺大校長，他對大陸的大學與美國名校、臺大的區別曾有過一些偏激卻不失一些道理的比較，也可算是一家之言：
“大陸的大學，即使是名牌大學，培養的也是螺絲釘；美國的名校和臺大，培養的是人才。大陸的大學，即使是名牌大學，也比較像職業學校或技術學院；美國的名校和臺大，培養的是獨立研究獨立思考的領袖人才。大陸的大學，尤其是名牌大學，很像是在開店開公司；美國的名校和臺大則把自己看得很重，看作是學術殿堂。在美國和臺灣，大部分的社會變革和進步都是由學校和民間的知識分子推動；在上海，知識分子是這樣的幸福，一切事情都只需要等著上海市政府做，知識分子讀書只不過是為了賺錢、結婚、傳宗接代而已。這也不奇怪，叢林裡的猩猩猴子也是這樣呢。”
“圍牆”所防範的最大敵人，正是獨立、自由、公平。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第1章 心態開放（8）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認為一個學者最重要的就是獨立和超越：“做事從個人利益考慮，作為普通人是可以的，但作為學者卻不能這樣。比如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你不能只想自己的村子怎麼致富，不能說你在北大，就只想著怎麼讓北大致富。學者要看得更遠，超越身份，這是非常重要的。媚俗和媚上都不是嚴肅學者的態度。”
“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這是國學大師陳寅恪的名句，也是當時清華大學的校訓。同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倡導的北大精神則為：“相容幷包、思想自由”。一個從個體的角度進行強調，一個從整體的角度進行強調，互為彌補。
這其實也正是我們個人對心態開放、打破圍牆的核心追求。
作為一個較早回來的“海歸”，我個人認為中、西方的教育之所以區別很大，不在於體制、文化，不在於人口眾多等國情，更不在於個體的素質、天賦的差距，關鍵在於教育體制的制定者和執行者的心態，並不適應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時代變化，進而才有不合適的教育體制，最後導致了一個全方位的惡性迴圈。
心態開放者面對學生，會用疏導、引導、輔導的方式來使學生成才，因為這是個個性成長、多元成功的社會；心態保守者，則會使用堵、封、灌輸的教育方法，這正是計劃體制教育的表現。
心態保守者會喜歡建圍牆，設“禁區”，使學生孤立在社會之外。因為擔心學生遭遇“黃毒”，乾脆沒有性教育；怕教師和學生價值觀出現問題，乾脆行政支配專業和教學；怕學生不“長進”，乾脆用一元化價值觀灌輸，甚至要求他們循規蹈矩，上課“認真聽講”，埋頭筆記，下課“刻苦鑽研”、“消化吸收”，不需要獨立思考……
開放就要解放教育圍牆中的自己
哈佛大學醫學碩士、曾創立e龍公司並任執行長、現為愛康國賓集團董事長的張黎剛曾回憶：“我已經離開學校10年了，但是每次做噩夢都是在做考試題。我在哈佛的三年學習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天上課時，老師說，從今天開始，就不要為了成績而上課了，因為到時只有10％的人拿A，10％的人拿C，其他人全部是B，哈佛從沒有說過，這樣就不能培養出優秀的學生。”
“在我爸爸媽媽看來，我是中國教育制度成功的模範。我爸爸是小學校長，我媽媽是幼兒園的園長，他們以我為榜樣來教育小朋友應該如何學習。但是為了不打擊我爸爸媽媽的自尊心，我從來沒有告訴過他們，我認為自己是中國教育制度失敗的典型模範。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我一直不明白我讀的那些課程的意義，數理化每門成績都很好，但是除了讀書之外，沒有任何興趣愛好，對於地理人文也知之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