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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廣播宣傳，是中國廣播史上重要的一頁，也是很有特色的一頁。從此中國媒體對聯合國的宣傳報道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它成了中央電臺、也是中國新聞界宣傳報道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從過去的拒之門外到主動報道，而且開始了熟悉聯合國和研究聯合國，學會報道聯合國和聯合國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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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奇特的體育實況轉播（1）
使我們感到最困難的是體育比賽的轉播不能報比分、不能報結果，過去從來沒有遇到過，也沒有聽說過，似乎有點荒唐，但卻是事實。這樣還能轉什麼？怎麼轉？
1970年，周恩來總理指示，中央電臺要恢復“文革”中中斷的體育實況轉播。大家非常高興，非常擁護。那時的轉播主要是中央電臺的事，這任務就交給中央臺宣傳小組來研究落實。為此，中央電臺成立了恢復轉播小組研究方案，由我負責。這是我接觸的又一新的領域。
中央電臺的體育實況轉播是從1950年代初開始的。1951年5月，由張之解說轉播了3場籃球賽的實況，開創了中央電臺體育實況轉播的歷史。從此，這一轉播以它報道迅速、現場感強和感染力強贏得了聽眾，成為體育報道中一種很有特色的形式，受到聽眾的廣泛歡迎。那時的電視還不普及，廣播的體育實況轉播獨佔優勢，是聽眾和體育愛好者瞭解體育大賽的主要渠道。1961年我在上大學的時候，收聽了在北京舉辦的第26屆世界乒乓球賽的實況，那扣人心絃的動人情景，永遠難以忘懷。
從1967年起，中央電臺的體育實況轉播受到猛烈的批判，被戴上了“錦標主義”、“技術第一”和“大國沙文主義”的帽子，列入 “大毒草”的名單之內，從此中斷了轉播。體育轉播這個領域，成了廣播工作者望而生畏的禁區。
1970年7月初，西哈努克親王由朝鮮來到北京，為歡迎親王在首都體育館舉行體育表演賽，周總理指示進行體育實況轉播，這是“文革”以後首開記錄。
一個月後的8月13日，朝鮮派出包括乒壇名將樸信一在內的乒乓球隊來我國訪問，同中國乒乓球隊進行友誼表演賽，雙方商定8月16日由中央電臺轉播開幕式和友誼表演賽的實況，北京電視臺同時轉播。如果說前一次的轉播是我們國內自己的事，許多話比較好說，那麼這一次是“文革”以來第一次轉播與外國隊的體育實況。
怎麼轉？遵循什麼原則，說些什麼，才能區別於過去，才能體現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要由中央電臺提出方案。怎麼提？這可犯了難。過去的一套被批判了、被否定了，可新的路子該怎麼走，新的一套是個什麼樣子？誰也說不清楚。稍不留意，就是“穿新鞋走老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翻案復辟”，這如何得了！在研究具體方案時，可真叫人犯難：體育比賽講的就是體育，可那時候講的是“突出政治”、“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否則就是“錦標主義”、“技術第一”、“大國沙文主義”，這些統統是“修正主義的流毒”。恢復後的體育轉播如何“突出政治”、“肅清修正主義的流毒”？一大堆問題在腦子裡轉來轉去，不知如何是好。幸好，朝鮮是中國的友好鄰邦、親密戰友，有許多話好說，可以講歷史、講友誼，有許多成就好講，這成了不利因素中的有利因素。
對於這場比賽如何打，國家體委也非常重視、也非常為難，不知應該如何打，他們費了不少腦筋。朝鮮乒乓球隊的來訪，是為了參加即將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賽作準備，進行練兵。中國乒乓球隊在“文革”中，沒有參加過第29屆和30屆世乒賽，在種子選手上很吃虧，對外國乒乓球的發展水平也心中沒有底，也想借此練練兵，摸摸底。彼此想到一處了。彼此相約，這一次不叫比賽，叫“友誼表演賽”。由此而確定的轉播的指導思想是：貫徹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區域性服從全域性，技術服從政治，比賽服從友誼，把政治和友誼放在第一位，搞得濃濃的。具體要求是多講政治，多講友誼，不報具體比分，不報比賽結果。
由此又增加了一層困難。
這是一場特殊的比賽，這是一場特殊的轉播。
使我們感到最困難的是體育比賽的轉播不能報比分、不能報結果，過去從來沒有遇到過，也沒有聽說過，似乎有點荒唐。這樣還能轉什麼？怎麼轉？又如何向聽眾交代？經過再三地斟酌，只好如實地把難處和想法向上反映。根據我們的意見和要求，後來作了某些有限度的鬆動，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