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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不明時，則退避三合，決不採取正面對抗的姿態，以避其鋒銳。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國內形勢急劇轉變，歷史遺留問題尚未解決，黨內又就與國民黨統一戰線的政策和八路軍軍事戰略方針問題發生了新的分歧，毛澤東陷入了1935年以來最嚴重的困境。
1937年 8月下旬，在洛川會議上，毛提出的利用抗戰時機全力發展中共及其武裝、八路軍不採取與日軍正面對抗態勢而以游擊戰為其主要作戰方式、將軍隊主要力量用於開闢敵後中共根據地等一系列主張遭到中央核心層部分成員冷遇，周恩來且帶頭對毛的主張表示異議13。這是遵義會議後，毛在中央核心層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此次事件不僅標誌著毛的政治權威尚未完全確立，更預示與毛密切合作己 3年的周恩來極有可能與將要回國的王明重新會合，從而嚴重動搖1935年後毛在中共核心層己獲得的政治優勢。這一事件對毛造成的另一衝擊是，由在黨和軍隊 中享有崇高威望、且在軍內擁有較深幹部基礎的周恩來等提出的〃運動游擊戰〃方針受到軍方領導人的一致擁護，毛面臨軍方與其疏離的現實危機14。
1937年11月底，王明身負莫斯科要求中央轉變方針的重大使命，以共產國際執委、書記處書記的身份飛返延安。王明返國，打破了1935年後逐漸形成 的以毛為重心的中共政治格局，黨內關係立即開始了新一輪的轉折和重組。12月政治局會議的召開，實現了1931年後黨的政治局委員（國內部分與國外部分） 的首次會合。從形式上看，政治局作為集體領導機構，其權威得到了恢復，軍方人員列席政治局會議的慣例宣告結束，一時黨權猛然上升。王明且以天子門生自居，口銜天啟，傳達斯大林要求中共全力加強與國民黨合作的新方針，受到周恩來等的一致擁裁。周且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不指名批評毛把獨立自主提得 太高，而沒有實行抗日高於一切的原則15。
面對來自莫斯科的巨大壓力和政治局內的一致聲音，毛澤東雖然隱約其辭，但最終還是 迫於無奈，只得取與大多數政治局委員相一致的立場，對王明的新方針隨聲附和，此亦所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16。毛甚至還能放下其極強的自尊心，少有的對王明吹捧幾句，將其譽為〃從崑崙山下來的'神仙'〃17。
1937年底毛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主要是由於他的思 路與斯大林及中共政治局絕大多數同事相沖突。在對抗戰與中共前途關係之認識上，毛的眼光確比周等看得更深遠，用毛的話說，即決不做賠本買賣。在毛看來，拿中共歷經千辛萬苦才儲存下來的這一點血脈——不到三萬的紅軍去和日軍拼命，豈只是頭腦簡單，簡直是發政治熱昏症！可嘆的是，大多數政治局同事被〃愛國主 義〃衝昏了頭腦，競忘記了一個最基本的道理：抗戰前途若不與〃人民的勝利〃相聯絡，那又與中共有何意義！中共難道還要重蹈大革命時期為國民黨作〃苦力〃， 旋被國民黨打入血海之覆轍！
對於在中共最艱苦的歲月躲在莫斯科作寓公，如今又〃挾天子以令諸候〃的王明，毛從心底排斥與厭 惡。而從王明這方面看，卻頗有自知之明，王明知道自己在黨內基礎薄弱，倒也一貫注意與毛加強和改善關係。早在1934年，王明就對毛作出一系列親善舉動， 在莫斯科主持出版了燙金的毛澤東講話集，又多次在共產國際大會的講臺上盛讚毛澤東。1937年後，王明與毛意見相左，實緣於兩人背景、思路、處境及個性之 懸隔太遠，卻非王明蓄意對抗毛。
王明返國對毛澤東造成的衝擊既深又遠。1937年12月後，在中共黨內事實上形成了毛、王共 治的局面，毛的影響相對下降。繼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後，在1938年 2月底至 3月1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由於得到周恩來等的支援，王明的意見又一次在政治局佔了上風。中共出現了兩個並行的中心，即由毛澤東、洛甫、劉少奇、康生、 陳雲等組成的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和以武漢長江局為中心的，由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組成的事實上的〃第二政治局〃。今毛尤其不安的是，華北八路軍領導 人彭德懷競主動向武漢長江局請示工作，而遠在皖南的另一政治局委員、新四軍政委——毛的政治老對手項英更是一切聽命於武漢長江局，毛幾乎喪失了對新四軍的 影響力。
1937年未至1938年夏，這是毛在遵義出山後政治上最失意的時期。毛自稱，在這段時間〃鬼都不上門〃，此話可能言過其實，因為，毛始終牢牢控制著中央的保安、機要和組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