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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會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變（在正常情況下，大規模調整政治局需事先報經共產國際的批確）。但是，從莫斯科返國的幹部的具體工作，大多隻限於黨的宣傳系 統、技術性的黨務工作系統和地方工作系統，〃教條宗派集團〃基本失去了對軍隊的影響力，與此同時，個別軍隊領導被吸收參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軍事幹部經常列席政治局會議則逐漸成了慣例。
（2）毛將與周恩來等關係密切、且和莫斯科有較探情感聯絡的原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調作其他次要工作6，將原內政治局直接領導、因長征而不復存在的國家政治保衛局易名為方面軍政治保衛局，並派自己在江西瑞金時的秘書王首道擔任該局領導，將這個關鍵機構予以恢復，並劃歸於自己管轄之下7。
（3）毛任命王首道負責剛剛恢復建制的中共中央秘書處，並同時領導中央軍委機要科、中央社會部機要科，將黨、軍隊、秘密工作等全部機要通訊系統置於自己的統一管理和嚴密監督之下8。
（4）毛深知掌握與莫斯科來往秘密電訊對其政治生涯的極端重要性，從1935年底開始，毛就直接控制與莫斯科的電訊交通，而不容其他任何領導人插手，從而確保自己在訊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獲得任何人無法得到的優勢及便捷。
1936底一1937年初，毛在求〃勢〃的過程中，熟練操用各種謀略，已將許多重大權力集中於其個人手中。然而毛的胸臆仍難以抒解——在以其道易中共 路線方針方面，毛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在莫斯科和中共黨內的壓力下，他只能強忍內心的不滿，被迫長期違心接受對中共過去政治路線的評價。
〃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這是隔亙在毛面前的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山，這不僅因為它來自莫斯科，也因為它是遵義會議參加者所一致擁護和接受的正式結論，它同樣是毛澤東與洛甫政治結合的基礎10。在軍事壓力緊迫和毛急於出山的1935年1月，他為了長遠目標和出於現實的考慮，可以同意這個結論，但是到 了1937年，斗轉星移、時過境遷，再繼續然持這個結論，就愈發顯得強人所難了。
這個結論之所以要修正，是因為它關係到毛澤 東能否實現其〃道〃，從而在政治前途上開闢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結論，便無從催毀〃教條宗派集團〃的政治合法性基礎，更無法打破今毛感到壓抑的、瀰漫於中 共黨內的濃厚的俄化氛圍，毛就難以順利地推行他改造黨的一系列設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更無從建立。
然而，推翻此結論存在很大 的難度，除了共產國際這一外部障礙外，在國內最大的障礙就是毛的政治合作者洛甫。作為六屆四中全會後產生的中共領導人，洛甫幾乎本能地將自己政治前途與這個評價聯絡在一起，斷言〃黨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將直接打擊他和其他一大批領導幹部的威望，嚴重動搖日前洛甫在黨內的地位，因而必然遭到洛甫強烈的反對 11。
1937年初，黨的發展、毛和洛甫的政治結合，以及毛的思路皆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變化過程中，隨著國內和平局面的到 來，國民黨軍事壓力的舒緩，解決戰時狀態下無暇顧及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機遇正在出現。與此同時，遵義會議後確立的毛主軍、洛甫管黨的格局早己發生重大變化，洛甫顯示出他的作用僅限於黨的理論和宣傳教育領域，而毛與周恩來也建立起融洽默契的合作關係。現在毛己十分具體地感受到洛甫給他帶來的困窘，在新的時空環 境下，繼續違心接受今其厭惡的對過去政治路線的評價將越發勉強，可毛又懼於在條件尚未達到之前，和盤托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從而將自己置於和洛南及一批黨的高階幹部發生正面衝突的尷尬境地。就在這關鍵的時刻，1937年春夏之際，劉少奇站了出來，就黨的十年路線問題向洛甫發起挑戰。
一向末被史家注意的1937年的劉、洛之爭對中共歷史有著重大影響，這場爭論的實質是如何看待中共1927一1937年的政治路線及是否改組中共領 導構成的問題。儘管毛澤東完全贊同劉的觀點，但囿於黨內的強烈反對和洛甫激烈的抵拒，毛只是有節制地表明瞭自己對劉少奇觀點的支援，而未全面闡述他個人對十年路線的總體看法。劉洛爭論雖以洛甫意見佔上風而告結束，但毛洛聯盟從此正式解體，而毛劉長達 30年的政治結合的基礎卻因此次爭論而告奠定12。
（二）
對於 30一40年代中共黨內的鬥爭，毛澤東所採取的一貫策略是決不打無把握之仗，當形勢對己有利時，主動出擊，能鬥則鬥；而當形勢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