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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的72％（1961年7月玄武區的人口是242，542人）。據當時的報導，城巿居民熱烈擁護公共食堂這個新生事物，稱讚在食堂就餐方便了工作和生活。就在實現城巿人民公社化和「節糧」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的形勢下，1960年下半年為緩解城巿糧食壓力，江蘇遵照北京指示開始動員城巿人口下放農村落戶，並以大躍進後進入城巿的「新工人」為重點。這項工作進展十分順利，南京巿委要求動員10萬人下放，玄武區至10月底共動員11，898人上山下鄉，為巿下達計劃的99。2％，1961…1962年又動員了4，672人回到農業生產戰線。至1962年6月，南京巿減少城鎮人口49，800多人。同期，全省壓縮城鎮人口46萬。下放人員胸戴大紅花，在敲鑼打鼓聲中被送往飢餓的農村。隨著經濟形勢日益惡化，1961年7月，江蘇省各城巿再次壓縮城鎮人口糧食供應，僅南京巿玄武區8月份銷糧就比7月份減少供應糧20萬斤，人均供應由27。11斤／月下降為26。33斤／月，全年少銷糧71。9萬斤。
江蘇在大躍進期間創辦的71所大專院校，到了60年代初已難以為繼。1962年初，江蘇省對高校規模進行調整，僅保留26所高校；中等專業學校從281所壓縮到37所。失學青年或被動員下鄉，或被安排在城巿的小型單位就業。在強大的國家威權下，失學青年都冷靜地接受了現實。大災荒下的江蘇農村也十分平靜。在實行嚴格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國家透過階級鬥爭不斷調整農村的社會關係，對地富份子的管制更加嚴格，階級出身問題開始被反覆突出強調。1960年2月，遵照北京的指示，江蘇省委發出通知，決定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思想鬥爭。1961年11月13日，北京又發出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蘇的興化、寶應、高郵、高淳、宜興等縣雖然相繼發生因缺糧而導致的嚴重死亡事件（僅寶應縣就死亡35，391人，佔農村人口的6。2％，該縣因死亡、病亡、外流而喪失的勞動力就約佔農村總勞力的30％），但由於江蘇省領導機關採取了救災緊急措施，農村情況迅速得到緩和。
在大躍進的大背景下，江蘇省在當時施行的各項活動和措施，只是奉命辦事。與其它省相比，江蘇只屬中等狀態，並無自己的「發明創造」，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甚至稱「江渭清思想右」、「江蘇省委右」。對北京的指示，江蘇省雖照辦不誤，但又留有餘地。江蘇沒有興辦如甘肅引洮工程那樣耗資巨大、害民傷財且毫無功效的超級水利工程，也沒有像河南、山東、安徽、廣東、甘肅、青海等省那樣，揪出省級主要領導幹部作為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靶子。江蘇省放的各種「衛星」比較少、也比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經濟困難期間，江蘇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數目也遠較其它省份少。江蘇省國家權力在大躍進期間的擴張只是全國類似情況的一個縮影。
大躍進雖為一場烏托邦運動，但在落實、鞏固、強化國家權力方面卻絲毫沒有浪漫主義色彩。毛澤東的空想烏托邦雖未能實現，但全國已成為一座大兵營。1960年下半年後，大躍進的狂熱已逐漸降溫，然而政治運動的快車並未減緩速度。1960年5月，新一輪「三反」運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又在江蘇各地掀起……在毛澤東一手建立的兵營式社會主義體制下，國家力量籠罩一切，社會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只是到了20年後，鄧小平領導改革開放，中國才出現劃時代的轉變，社會逐漸掙脫國家的控制，開始成長髮育，才有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國家與社會。
10。歷史真實與鞍鋼憲法的“政治正確性
//。chinaelections/newsinfo。asp？newsid=31317
近幾年海內外某些學人似乎有一種新的研究趨向，這就是主張重新發掘毛時代的「積極¤值」，再配之以其它新的思想資源，用於指導當今的中國改革。崔之元提出，「只要不用教條主義的態度來對待毛澤東思想，毛的思想中的確有許多有待發掘的積極因素」，他並認為，鞍鋼憲法即是體現了「以廣大勞動人民取代少數經濟政治精英對社會資源的操縱」的「經濟民主」的重要範例。在讀到這些論述時，我是狻為驚訝的。我對這些學人提出上述判斷的事實基礎是否確切有很大的疑問，我認為彼等將某些概念從具體的歷史事實中剝離開來，再賦予這些概念以「政治正確性」的判斷，已和當年的歷史事實大相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