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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兩參一改三結合」賦予「鞍鋼憲法」，大大提高了鞍山市委報告的理論層次，因為在他們給中央的報告中，竟沒有一句「兩參一改三結合」的表述。毛的指示下達後，鞍山一片歡騰，已經沉寂多時的工人「雙革」（技術革命、技術革新）建議又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每天都要實現數千件技術革新建議」。當時的筆桿子是這樣描述接到毛主席指示後的鞍鋼工人的心情：「過去是一長制，不敢革命，是人民幣掛帥；現在是大搞群眾運動，大鬧技術革命，是政治掛帥」，「1958年以前，腦袋上好象戴上個『緊箍咒』，不敢想，也不敢幹」，現在則是「思想大解放，右傾一掃光，革新鬧高產，心花大怒放」。更有工人在聽到傳達後思想大飛躍，馬上體悟到「鞍鋼憲法就是毛澤東思想」，他們熱情稱頌主席思想「賽過太陽萬倍強」。
儘管毛澤東的批示給鞍鋼注入了強大活力，但是大躍進的快車到了1960年還是不得不放慢了步伐。1960年4月上旬，全國鋼鐵生產出現大滑坡，4月份1…20日的平均日產量比3月份同期減少3；400噸。1960年8月，北京號召「保糧保鋼」，同時宣傳「當前大好形勢」，「糧食生產大躍進是肯定的」；但是，眼前生產下降，人民生活困難的事實又如何解釋呢？不久，群眾被告知形勢還是大好的，造成困難的原因有三：1、帝國主義封鎖；2、氣候惡劣；3、敵人破壞。上海工人階級在保糧保鋼運動中說：「黨中央和毛主席是對的，一個指頭的毛病是出在我們手上。」
平心而論，鞍鋼的工人階級是對得起毛主席的。1960年5月以後，鞍鋼工人再掀躍進高潮，但是躍進實在難以為繼，以致先進經驗有「越推越少」的趨勢。8月，遼寧的糧食供應已極為困難，遼東發生大水災，鐵路交通受阻，包括鞍山在內的遼寧十個城市的糧食庫存量僅可供應八九天，北京緊急調運糧食支援遼寧，但仍無法根本扭轉糧食危機。
嚴重的糧食困難已使幾個月前迎接毛主席指示的歡快氣氛不復存在，更有甚之，大量的牢騷怪話又紛紛出籠，許多人甚至公開半公開地抱怨，「大好形勢」是「形勢不好」。作為消極現象的集中反映是出現了建國後鞍鋼從未有過的現象：鞍鋼大批幹部、技術人員和工人得了營養性浮腫病。據鞍鋼衛生處在59個單位，14。2萬餘職工中做的調查，共有4；000餘名職工患浮腫病。在患病人群中，幹部、技術人員的比例最高，工人較少，享受保健待遇和高溫作業的工人得病率小於一般工人，在鞍鋼所屬26個工廠的炊事員中，僅有七人得浮腫病。到了1961年3月，距毛主席發出有關鞍鋼憲法的指示一週年，鞍山地區工人患浮腫病的比率又大幅上升。
糧食的空前緊張猶如泰山壓頂，鞍鋼的部分工人誤認為農村情況要好於城市，於是嚮導提出返鄉務農的申請，第一鍊鋼廠平爐工人有3％…4％要求返鄉。還有一些工人不辭而別，私自跑回家鄉去「保命」。鞍鋼工人逃跑回家並非始於1960年，早在1959年就有不少新進廠的工人因害怕苦幹和工傷事故而私自逃跑回家，只是1960年8月的農村情況遠比1959年惡劣。1960…61年，遼寧農村已普遍發生斷糧、絕糧的現象，當跑回家的鞍鋼工人發現這一點時已太遲。
鞍鋼領導再一次寄望於大抓階級鬥爭和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效能，這其中又包含兩個層面的任務：1、在「成分不純」的單位和知識份子集中的部門進行階級排隊，例如當時的鞍鋼無縫管廠就被認為是職工隊伍嚴重不純。1961年8月前後，上級部門又以召集「神仙會」的名義，邀請鞍鋼設計院39名黨外高階知識份子開會，其目的是為了「摸底」。經過「反覆動員」和「交代政策」，終於讓那些知識份子「說出了心話」。這些人竟將「暫時困難」的原因稱之為「七分天災，三分人為」，批評大躍進「成績偉大，缺點不少」。更有人公開宣稱「鞍鋼憲法並不比馬鋼憲法好，實行鞍鋼憲法大搞群眾運動缺乏科學依據」，又說「大搞群眾運動，不是群眾要求，而是上邊硬貫的」。礙於當時經濟形勢的極端困難，上級部門才沒有立即對他們開展鬥爭，但已將他們的言行記錄在案，幾年後，他們都遭到了批判和清算。2、對於一般思想認識「模糊」或有「錯誤」言論的工人，則進行具體分析：對於一般思想認識問題，對之耐心幫助，限期改正；對於屬於兩條道路鬥爭性質的錯誤，則發動群眾揭發批判，「堅決搬掉阻礙運動的絆腳石」。
根據上級的統一部署，鞍鋼針對群眾中對「大好形勢」的普遍懷疑，在1961年還開展了一場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