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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費了好大勁,弄了一堆廢品」。甚至有人公開說(都是成分好的工人):「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就是吃不飽。」
面對上述新情況,鞍鋼導拿起「階級分析」這個顯微鏡和望遠鏡。鞍鋼的工人階級是黨的階級基礎,但這並不意味著鞍鋼的職工就進入了「紅色保險箱」。首先,鞍鋼有大量技術人員。依照1958年的新觀點: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屬於剝削階級;鞍鋼的工人來自四面八方,1958年又擴招了一批新工人,這些人家庭背景各異,有一些人是非無產階級家庭出身;即使家庭出身好的工人也有思想覺悟高低之分,例如有的工人就對將知識份子劃為剝削階級「感到接受不了」。所有這些都說明,即使對工人階級也要劃分左、中、右,階級成分固然極端重要,但僅僅是階級成分純正還不夠,政治思想是否正確才是關鍵。
根據上述不同情況,鞍鋼各級導採取不同政策,以示區別對待:1、批判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對大躍進的懷疑和動搖;2、在所屬各廠礦設立肅反機構,開展肅清反革命的鬥爭;3、對一般工人根據思想和政治表現進行「排隊摸底」。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大批判開道,推動大躍進。在各種批判、教育中,對一般工人進行的「排隊摸底」是最有創意的。依照過去的習慣,「排隊摸底」的物件基本限於知識份子或民族工商業者以及從舊社會過來的社會知名人士,但在大躍進期間,「排隊摸底」已普遍運用於廣大產業工人。鞍鋼的方法是將工人分為三類:1、先進層;2、中間層;3、落後層。區別的主要標準是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態度,幹勁大小,有無牢騷怪話,是否具有共產主義主人翁精神,以及是否願意主動加班。分類結果是:先進工人多為老工人,中間工人多為青工,落後工人多為徒工。下一步就是在工人中開展「大辯論」和「拔白旗」,經常出現的情況是,開展「大辯論」後的一段時間,工人的思想覺悟和生產自覺性會有所上升,但是不久,又有牢騷怪話出現,於是,再進行一輪「大辯論」。不知這是否可稱之為與「經濟民主」相配套的「政治民主」?
三、
1959年夏召開的廬山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號召全黨全民「保衛三面紅旗」,反擊「右傾機會主義者」對三面紅旗的汙,驟然打斷了1959年上半年工業戰線上對大躍進混亂局面的糾偏,使剛剛受到抑制的瞎指揮等又重新泛起,且更加理直氣壯、變本加厲。鞍山市委也乘著這輛反右傾的快車,將大躍進以來鞍鋼的各項經驗加以總結提高。1960年3月,終於獲得毛澤東的親筆批示,毛認定糾正了過去「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而大搞政治掛帥和群眾運動的鞍鋼的一套作法就是「鞍鋼憲法」,從此,「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就在東方地平線上升起!
在1959年1月至7月,儘管鞍鋼各級組織仍不時在工人中開展「大辯論」,但是,鞍鋼導層也意識到前一年的躍進出了不少問題。當然,鞍鋼的導絕不會在中央下達新精神前自行糾偏,正是由於毛澤東在兩次鄭州會議和1959年3…4月的上海會議上提出「降溫」問題,鞍鋼的導才願意面對這些困難。1959年5月20日以後,鞍鋼分別召開了工人小組長以上幹部會議,「職工們對過去不說真話,弄虛作假,都作了檢查,對導聽喜不聽憂、主觀主義、強迫命令作風也提出了批評」。在這種大背景下,鞍鋼以外的其它一些鋼鐵企業甚至對工人疾病的情況也開始著手調查,北京石景山鋼鐵廠的資料是,由於長期苦戰,患各種慢性病的工人佔工人總數的27%。
1959年上半年的糾偏逐漸觸及到1958年創造的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的若干域。在黑龍江省委工業部召開的幹部討論會上,雖然所有與會者都肯定幹部參加勞動的做法,但一涉及到工人參加企業管理,就出現了爭論。多數人指出「群眾管理太多,甚堋事情都要工人管理,工人負擔重而不願幹」。大多數代表同意工人應參加一些「簡單的、帶有群眾性的管理工作」,至於複雜的工作,諸如工資計算、產品檢查、裝置維修,則主張仍應由專職人員管理。個別人在糾偏空氣的鼓舞下直抒胸臆,提出目前「企業管理混亂,就是工人參加管理的結果」。及至反右傾運動興起後,所有這類言論頓時絕跡。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開始細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一次全面論述了「兩參一改三結合」。毛說:「對企業的管理,採取集中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導幹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3月,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