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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肉，不吃蛋，或少吃蛋。湖北省規定：從縣到省，除特殊需要外，一律停止供應肉食。1959年4月，武漢市將停止肉食供應的範圍擴大到餐館、合作食堂、點心鋪。偶有供應，群眾排隊如長龍。＇10＇
（4）對大城市節日供應困難的反應
1959年1月至4月，上海市市民的豬肉供應減少了35。92％，家禽減少75。19％，蛋減少79。56％，雞、鴨、魚則早已停止供應，原每人每月肉供應6兩（老秤）已不能夠維持。長期銷售不旺的代乳粉、代藕粉成為暢銷品。糧店開始出售部分山芋絲、苞米粉，作為居民的定量口糧。＇11＇全國首善地區北京市的節日供應也捉襟見肘。1959年春節，在各地大力支援下，北京的食品供應仍比1958年減少。1959年端午節，馬寅初因沒買到雞、肉，只吃了幾個粽子。他說，活了78歲，第一次沒過端午節。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傅鷹在家養了50只小雞。
與大城市相比，小城市的供應更加困難。1959年山東省棗莊市黑市地瓜幹8毛錢一斤，洋槐葉5分錢一斤。＇12＇
對此，各級黨委和政府的反應是，號召勤儉建國，開展新舊社會對比活動。
（5）對非正常死亡人數激增的反應
1957年12月，各地就有非正常死亡的內部通報。1958…1959年後，情況日趨嚴重，據不完全資料反映：＇13＇
1959年冬至至1960至4月，江蘇省寶應縣35391死亡，其中絕大部分為餓死，該縣縣城內拾到的棄嬰有927名，其中死嬰153名。＇14＇；
1960年1月至2月，江蘇省高淳縣非正常死亡1171人＇15＇……
對於此類非正常死亡事件，北京的基本態度是，認定事件起因是“民主革命不徹底”，＇16＇要求以階級鬥爭的方式反擊階級敵人的破壞，同時責成地方妥善安置災民，處理好善後工作。
北京領導層對上述所有“消極現象”的總體判斷是：
（1）認定現在全國糧食形勢一片大好。1960年1月26日，國務院下發檔案宣佈，1958、1959年糧食獲得特大豐收。當前糧食形勢好得很，國家糧食庫存在1959年6月底343億斤的基礎上，1960年6月底將達到500億斤，而1960年6月底的實際庫存僅為127億斤。＇17＇
（2）認定消極現象僅是“一個指頭”的問題，其它“九個指頭”都是好的。
（3）堅持大辦公社食堂的政策。廬山會議後，重又沒收農民自留地；1960年3月後，統一將糧食分配到食堂（不分到農民手中）。到了4月，全國農村已有4。4億人參加了食堂。
（4）將社會各界對糧食供應方面的意見，一律視為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鬥爭的反映，把群眾對糧食供應方面的不滿定性為“鬧糧”。而“社會主義不會餓死人”則成為一條鐵律，所有現實都必須經此條鐵律的過濾。
基於以上判斷，北京對於各地糧食告急，並未予以充分重視，反而認為，造成“糧食緊張空氣”的重要原因是，農民和基層社隊“瞞產私分”。此即是1959年以來一直未間斷進行的“反瞞產鬥爭”。具體到糧食問題，北京領導層採取了四項措施：
（1）繼續出口糧食。1958年的出口量為266萬噸，1959年激增為415萬噸，僅11月，就出口糧食18。8億斤，比第三季度糧食出口總和15 億斤還多了近4億斤，創下了糧食出口新紀錄。1960年則安排了272萬噸的出口計劃，實際出口265萬噸。東歐國家鑑於中國宣傳糧食大豐收，要求中國在 1960年供應84。7萬噸，比1959年提高50％。＇18＇
（2）繼續高徵購。1958年的徵購比例為糧食產量的29。4％，1959年上升為39。7％，1960年為35。6％。＇19＇到1959年11月 27日，全國徵糧1077億斤。其中，1959年10月，全國收購入庫糧食241。8億斤，比上一年同期增加153。7億斤，即增長一倍半。＇20＇
（3）減少城鄉糧食銷量。1959年7月至11月，全國農村銷售127億斤，比上一年減少40億斤；城市銷售346億斤，比上一年減少40億斤。＇21＇
（4）調動宣傳工具，闡述“好日子當苦日子過”的新概念。這個思想來自最高當國者。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提出，要“富日子當窮日子過，寬日子當緊日子過，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