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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埋頭做具體工作。1960年的調整方針得到陳雲的全力擁護，同年底，陳雲提議，動用外匯進口糧食，周恩來原準備進口150萬噸，陳雲要求增加進口量，經中央同意改為進口250萬噸。在劉、周、陳、李先念的努力下，1961年1月，從澳洲進口的第一批糧食抵達天津港。3月，周又給毛寫信，請求批准進口500萬噸糧食。1961年8－9月，廬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陳雲復向毛建議，可否透過法國轉口購買美國糧食，得到毛的批准。在饑饉遍地的非常時期，這些從國外進口的糧食拯救了許多普通人的生命。
在中央核心層中，朱德的政治影響力最為虛弱，朱德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受到毛的批評。10月，毛將朱德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檢討批轉給全國縣團級黨委。1960年3月，朱德在其老家四川儀隴與父老同喝食堂〃清薄的稀飯〃，〃難過得許久說不出話來〃。＇62＇在大災荒期間，朱德在中南海挖野菜，對國內的災情憂心如焚。儘管他每年多次下基層，〃對中央內部的事情卻知道甚少，他也不打聽〃。＇63＇
朱德身為政治局常委，許多事情不知道，彭真不是常委，卻瞭解全部情況。1960年後，北京作為首善之區，也出現了極嚴重的困難局面。彭真作為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對大躍進的不滿逐漸明顯，1962年1月，甚至在小範圍內講話，徑直要求毛做檢討，他說，〃如果毛主席的錯誤的1％、1‰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64＇
常委之外的政治局一班人都知道國家已進入非常時期，但他們只能聽常委的，而不能自行做任何事。陳毅對華東熟悉，華東幾省的領導人，不少是其老部下。困難時期，江浙情況尚非特別嚴重，還可接待外賓參觀南京、蘇州、杭州等少數城市，陳毅陪外賓來華東，曾私下向他的老部下詢問災情，卻無人敢於向陳毅反映真實情況。＇65＇
幾個中央局第一書記，宋任窮（東北局）、劉瀾濤（西北局）、陶鑄（中南局）、李雪峰（華北局）直接面對基層，承受壓力很大，在那幾年，都全力救災。只有華東的柯慶施和西南的李井泉依然故我。李井泉在大躍進期間極為活躍，與長江下游的柯慶施互相唱和，及至1960年後川北大量餓死人，四川還多運糧食支援外地。＇66＇柯慶施則比李井泉幸運的多，他的直接領地上海，郊縣雖有農業人口，但因依託上海，不致出現〃非正常死亡〃，所以柯慶施可以繼續歡唱躍進曲。
劉、周、鄧、陳為中央決策的錯誤而導致百姓無謂犧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劉犯忤向毛進言，要求放寬政策，劉甚至對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67＇據鄧力群回憶，1962年春，劉在與他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其時，劉〃情不自禁，憤憤地說：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68＇劉少奇等都是務實的領導人，一旦毛澤東稍稍鬆手，他們的務實精神馬上就解放出來。劉、周、鄧、陳的態度完全表達了全黨絕大多數幹部的意願。1960年後，許多高幹目睹人民受難，心中痛苦，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前往信陽調查，返京後與妻抱頭痛哭。＇69＇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在1960年後眼見安徽大量非正常死亡，感到無限愧疚，遂支援包產到戶。在這幾年，省、地、縣一級的幹部普遍患上了浮腫病、肝腫大，一些幹部的家屬甚至也在大災荒中餓斃。一些地委書記、專員〃每每為災民號啕大哭〃，〃機關裡是一座座空房，全部下鄉救災了〃。江蘇省長惠浴宇為救災〃心力交瘁〃，自陳已成了〃災官〃、〃賑官〃。＇70＇
中國歷史上長期戰鬥在農村，許多高階幹部都有〃民本〃情結，1960－61年對他們的刺激極深，〃一想起來就膽戰心驚，夜不能寐〃，因為〃災區人民的悽慘，付出的犧牲，竟比戰爭年代還要多〃，而他們都清楚，〃這完全是無謂的犧牲啊〃，＇71＇以至陳雲慨嘆，中國人民實在好，〃餓死人（也）不想起來造反〃。＇72＇
六十年代初，劉、周、鄧、陳的一系列舉措證明，他們與那些高蹈的〃理想主義者〃和〃革命鉅子〃（魯迅語）並非一類，他們對大量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常懷不忍之心，由此，劉少奇等才能從過去對毛的無條件服從中解脫出來，迴歸到常識理性。劉少奇在這一階段總攬全域性，地位舉足輕重，是他在建國後對國家、民族、百姓貢獻最大、出力最多的時期。然而正因為如此，毛對劉的不滿也在急劇增長。
三、重新回到階級鬥爭
毛澤東認定〃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