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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黨紀處分。
有意思的是，被蘇聯人視為“反蘇分子”的康生此時也成了中蘇友好的捍衛者。蘇聯人對康生知之甚詳，此公在1933－1937年旅居莫斯科時，也位居“國際主義者”之列，但返回延安後，逐漸與莫斯科離心離德，尤其在整風運動中大整王明等“國際主義者”，搞得王明等叫苦連天。蘇聯駐延安觀察員把這一切都密報回國，莫斯科對康生恨之入骨，無奈康生屬毛營，莫斯科手再長，也伸不到延安，對康生竟也毫無辦法。幾年後形勢大變，毛審時度勢，在需蘇聯支援的時候，康生已不適合再出頭露面。康生識趣，主動提出要下鄉搞土改，於是先在晉西北、後在膠東搞了一場極左的土改。1949年，康生成為中共山東分局第一書記，但毛卻有意讓康生這個老政治局委員受中央委員、華東局書記饒漱石的全面節制，搞得康生長吁短嘆，極不舒坦。
康生雖然很不得志，但在山東卻仍然是說一不二的人物。1948年春，劉順元被調入山東，先被任命為中共華東局宣傳部長，繼之又被委任為中共濟南特別市市委書記。康生初對劉順元頗為客氣，甚至還在會議上表揚劉順元敢於在旅大頂蘇聯人，很有骨氣。但是，到了1948年11月，劉少奇的文章發表之後，康生對劉順元的態度馬上轉變了，不僅處處打擊劉順元，還在背後罵劉順元是“反蘇分子”。1949年10月，蘇聯名作家法捷耶夫、西蒙諾夫率代表團訪問中國，此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訪華的第一個蘇聯大型代表團，劉少奇親自佈置有關參觀訪問日程和所有細節，議程中法捷耶夫、西蒙諾夫代表團要訪問濟南，北京命令劉順元必須迴避，並需寫出書面檢討，交蘇聯代表團帶回莫斯科。康生得知北京資訊後，馬上開會，以“反蘇”的罪名，宣佈撤銷劉順元的濟南市委書記的職務。
然而頗為蹊蹺的是，正在熱情準備迎接蘇聯代表團的康生，在代表團抵達濟南和在濟南逗留期間，竟忽然“生病”了。顯然，不管康生如何使出全身解數向蘇聯人大獻殷勤，也是白搭，因為毛知道，在斯大林的帳本上，康生早已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反蘇分子”。不管他給斯大林大元帥送的象牙雕多麼精美（康生請代表團轉送給斯大林的象牙雕，“裝有一直徑10公分許的玲瓏象牙花球，該球自表至裡共雕透20層，每層均能轉動，每層均雕有異常細緻的花眼。”），在斯大林的眼裡，康生還是一個可疑人物！接下來的情況是，在建國初“斯大林──毛澤東”的一片歡呼聲中，“國際共運的老戰士”康生下崗了。康生只能蜷在青島的海濱別墅和北京醫院裡吟詩作畫，苦捱日子。
就黨內地位而言，劉順元不可與康生相比。康生雖被暫時打入冷宮，但他的政治局委員的頭銜仍然保留，劉順元則需要為中國革命的最高利益作出個人犧牲。1949年12月下旬，劉順元奉命進京聽取中央領導人的指示，劉少奇在中南海接見了他，對他講了一番“加強中蘇友好”的道理。劉少奇說：搞好中蘇關係，是我國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是頭等的政治問題，所以我找你來，不是勸說你，而是命令你，從搞好中蘇兩大黨、兩大國關係的高度，認真地寫一份檢查。聽了劉少奇的話，劉順元已完全清楚，“為了照顧與蘇聯的關係，我以後不能再受黨重用了”。劉順元在1950年1月2日給中共中央的書面檢查中寫道：“中央命令自己寫檢討，這表明了中央的高度原則性和嚴肅性……是從中蘇兩大黨、兩大民族的團結問題已經成為頭等的政治問題，而又有帝國主義與鐵托分子的反蘇運動可作為前車之鑑的情況下產生的”。
就在劉少奇與劉順元談話的那些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也和應邀訪蘇的毛澤東見了面。斯大林問毛是否知道在東北有黃逸峰這個人，並說，此人連蘇聯人也瞧不起。毛初聽斯大林提到黃逸峰，頭腦中一片茫然，不知此人乃何方神聖，竟然驚動了斯大林。事後，周恩來向毛細細道來，才知此君乃中長鐵路總局中方副局長，因對蘇方個別人員大國主義行為不滿，被蘇聯人在斯大林處告了刁狀。於是，毛記得了黃逸峰的名字，但並沒對黃怎麼樣。黃逸峰隨東北鐵道縱隊進關，隨即奉命接管華東鐵路，成為建國後第一任上海鐵路局局長兼黨委書記。以後，劉少奇還是和黃逸峰談了話，批評他看問題“太簡單，太天真了”，然而劉順元的境況一時卻比黃逸峰差得多。
劉順元檢討交出，組織處理的決定也出來了：劉順元被連降三級，在華東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下屬的規劃局任副局長。劉順元在大連的老搭檔唐韻超更是黴運不斷。當年他與劉順元一同被蘇聯人從旅大驅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