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風陵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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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經過這次肅反運動，實現了「三見底」：「反革命組織見底，外來人口、長期外出迴歸人員政治情況見底，現行破壞事故見底。」大躍進期間，作為國家權力重要組成部分的公安力量，其地位得到明顯的突出。1959年，為了加強對城巿基層的進一步領導，南京巿各公安派出所支部與街道支部合併為街道黨委，多數黨委書記由原派出所長擔任，公安部門與所轄地段的所有單位建立了經常的工作聯絡，對城巿社會的控制已全面滲入到每一個角落。

三

在大躍進期間鋪天蓋地的宣傳攻勢下，群眾已普遍對國家權力的象徵符號加深了認識，人人知道大躍進的含義，人人知道議論、懷疑大躍進將會犯不可饒恕的錯誤。江蘇的大躍進與全國其它省份一樣，都是以大批判開道，以反各種右傾保守思想為推動力。1958年3月，根據北京的精神，江蘇省開展了「反右傾、反保守」的「雙反運動」。大躍進運動全面興起後，又透過所謂「鳴放辯論」，著重打擊對大躍進的浮誇目標抱懷疑態度的「觀潮派」、「算帳派」。在這種辯論中，上級部門選擇事實上和假想中的對立面，動員群眾以大字報、鬥爭會的形式，理直氣壯、大張旗鼓地宣揚大躍進的各種具有空想色彩的目標和計劃。進入6月以後，江蘇省的大批判已開展得如火如荼，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批判靶子。在工業部門，針對不少幹部群眾對打破生產管理秩序、違反操作計劃的擔心和憂慮，大批「唯條件論」、「科學技術神秘論」和所謂「先進不可超越論」。「全民鍊鋼」運動掀起後，批判物件又增加一個所謂「爐前搖頭派」。

在農業領域，大躍進的「敵人」則是對密植持異議的所謂「稀植論」和「密植減產論」。江蘇省以常熟縣為推廣密植的試點地區，繼而在全省農村推開密植運動，「有的縣組織15萬人的大兵團突擊深翻」。在一浪高過一浪的增產聲浪中，江蘇省又在全省三萬多個農業合作社展開一場早已定論的所謂「三麥要不要趕水稻，能不能趕水稻」的社會主義大辯論，在這場自問自答式的大辯論的推動下，全省開展了一場「踢翻老曆本」、培植三麥的突擊運動。常熟縣23個鄉黨委向全省各兄弟鄉發出倡議書，提出要大力批判「懷疑成倍翻番論」，實現「三麥趕水稻，水稻翻一番」的計劃。1958年7月下旬，江蘇省委召開各地巿縣委書記會議，「號召繼續立大志，鼓大勁」。會後，組成萬人檢查團分赴各地檢查躍進指標落實情況。檢查團所到之處，「滿山遍野紅旗招展，五級幹部將近百萬人會師田頭」。然而，在「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大躍進年代，產量翻一番很快就成為「右傾保守」的代名詞了。公社化運動興起後，江蘇在全國一片高產衛星紛紛上天的壓力下，不久也放出了自己的畝產2萬斤的大衛星。到了畝產幾萬斤的大衛星紛紛上天之際，各種大批判已欲罷不能，再也無法降溫。

在大躍進年代中，江蘇文教單位的大批判也虎虎有生氣，與其它戰線相比毫不遜色。儘管各高校也普遍修建了小高爐，並動員廣大師生在高爐工地日夜奮戰，但高校畢竟不是生產單位，因此，高校的大躍進依然是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為中心。高校的大躍進早由北京制訂了明確的方針，這就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具體落實的方法則是「拔白旗，樹紅旗」。「白旗」者——名教授、名學者和每個知識分子都具有的「輕視勞動，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壞思想和壞作風。江蘇各高校師生不僅紛紛檢查自己的個人主義壞思想，還輕裝上陣，向被學校領導挑選出的「白旗」展開批判鬥爭。為了表示革命師生已具有全域性性的「拔白旗」的雄心壯志，一些大學還主動參與批判全國性的「白旗」。1958年，尚鉞教授（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金日成青年時代的馬列主義啟蒙老師）被認定犯了反馬克思主義的嚴重錯誤，南京某著名大學歷史系的教師們主動請戰，在很短的時間裡就編寫了一本批判尚鉞修正主義史學觀點的論集。

「拔白旗」是為了給「插紅旗」開道，高校的「插紅旗」就是大搞「教育革命」、批判「參加勞動是浪費人力論」和「教材神秘論」。1958年上半年，江蘇各高校學生平均每人勞動達300個小時左右。一些院校的中文和歷史系還取消了「訓詁學」、「中國歷史文選」等課程。為了趕上全國教育革命的新形勢，革命師生打破框框，自編教材和講義。新編教材往往一兩個月就能大功告成。隨著一本本速成教材的問世，被拔的「白旗」——教授、學者們那些所剩無幾的學術自信心也就徹底蕩然無存了。儘管知識份子已表現出對大躍進的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