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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是全黨公認的理論家，但在中國，唯有毛才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創造者。例如，我們看不到毛之外的其它領導人有什麼“理論著作”，就連號稱“理論家”的康生，在建國後也沒寫過一篇“理論作品”。如果僅僅是工作中犯了“錯誤”，改了錯誤，重新跟上毛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煩的是，劉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樣，這才是真正“有事”了。1962年，為了要從認識論的高度解釋困難時期全黨犯錯誤的原因，劉特地把自己抗戰時期的舊作《人為什麼會犯錯誤？》重新翻印，發給高階幹部閱讀，毛迅速作出反映，幾個月後，1963年初，毛針鋒相對寫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如此等等，劉的任何一點和毛相異的觀點都有可能被放大，被解讀為“離經叛道”。
再有，就是劉少奇有意無意中觸犯了黨內高層政治生活的“潛規則”。劉在1964年的“四清運動”中風頭太健，當年夏，劉攜夫人王光美去了14個省市巡迴演講“桃園經驗”，劉則一路開講“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在中共黨內，由領導同志坐鎮，陪夫人巡迴做報告，這是第一次。毛從沒這樣做過，他最多是在文革前出席觀看過幾個由江青指導的“革命現代京劇”，周恩來更不會坐鎮現場讓鄧穎超做報告。
更為嚴重的是，劉在1964年8月初又說了一些“犯忌”的話，諸如：不蹲點不能做中央委員，開調查會過時了，因為基層幹部不會在會上講真話等等。“開調查會”是毛在革命年代所發明的一種工作方法，黨內大大小小的幹部都知道，如今劉卻直言毛的這一套“過時了”，儘管劉說這些話不一定有針對毛的涵意，卻極容易造成誤會，被認為是“貶低毛”。前幾年出版的王力的回憶錄提到，當劉少奇在1964年8月初的北京幹部大會上說了那些犯忌的話之後，江青跑到毛面前哭訴告狀：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才作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無疑，江青的這番話對毛產生了嚴重的影響。這一年劉“掛帥”領導“四清運動”，一聲號令，150萬幹部下鄉蹲點，劉的威望之高，動員能力之大，都使毛產生警覺。
老人家的隱蔽的世界，他的同志們很難猜度，只有極個別的人才多少有些領悟，但在1965…1966年上半年這個微妙敏感的時刻，他們都不願也不敢去影響他的決定。毛的那些高階同事們雖然知道一年來毛對劉少奇的不滿，然而十餘年前高崗反劉的下場給他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們謹言慎行，誰也不願涉足兩個主席間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讀書雜記中告誡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後，切勿臣先搶先”，也就是決不先出頭，“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做”。康生在這類問題上也是“九段高手”，幾十年來一直對劉少奇畢恭畢敬，六十年代初，還主動請纓，要為劉編《選集》，即使在他個人大出風頭的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康生也顧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頌毛的同時，也不忘檢討自己在歷史上犯下的反對劉少奇的錯誤。長期在中樞行走的陳伯達，一直在兩個主席間走鋼絲，生怕稍有閃失，就會墜入萬丈深淵。確實，扳倒劉少奇，將是中國政壇上的一場8級大地震，畢竟從1945年中共七大始，劉就一直是黨的第二號人物。可能劉也意識到這一點，儘管他知道毛對自己有不少意見，但他顯然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質，劉可能認為自己為黨為國，問心無愧，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為工作隊員，進駐清華大學。劉一步步進入了包圍圈。
從6月20日後，7月13日、19日、22日，圍繞派工作組的問題，中央上層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幾十年來一直對劉少奇笑臉相迎的康生、陳伯達，在會議上突然與劉發生了頂撞，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情況。一年後的1967年5月，林彪在陪同毛會見剛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團時插話說：現在沒有犯錯誤的同志，都是事先經主席交過底的。
毛澤東為自己下一步的設計而振奮，打倒“彭羅陸楊”，這不算什麼，在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黃張周”？即使在蘇聯、東歐國家，這也屬平常現象。1957年，赫魯曉夫不也搞出個“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反黨集團”？中國要使世界震驚的何止是揪出幾個人，而是要培養共產主義新人，建立共產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和新文化，這是何等令人血脈賁脹，這才是驚天動地的偉業！毛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將來，“一聲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
毛澤東在南方6月的瀟瀟雨中，想得很深很遠，他堅信，他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