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雅頌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個土著社群的代表參加了會議。政府本來希望透過這次會議拉攏土著新領導人，但是，會議上，代表譴責政府部門的*，要求土地改革，尊重土著文化。會議還決定要獨立於政府和革命制度黨，用薩穆埃爾·魯伊斯·加西亞主教的話說，“這應該是一次印第安人的、為了印第安人的會議”。此前印第安人也曾被召集舉行會議，但是通常是要求印第安人支援政府預先確定的某項政策或計劃。然而，1974年的土著大會是由印第安人自己召集的，為印第安人提供了一個反映他們面臨的現實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的機會。在土地問題上，代表們要求確認村社對公共土地的所有權，譴責農牧場主侵吞村社土地的行為。他們批評土地和移民事務部（DAAC）官員的*行為，尤其是收受尋求保護的地產主的賄賂。他們還指出，土地和移民事務部的官員在處理農民土地申請過程的每個步驟中不當地索要款項，並經常在農民無力或不願支付這類款項時威脅取消農民的申請專案。種植園工人也首次意識到自身的勞工權利，要求尊重聯邦勞工法案的規定，例如最低工資保障。來自喬爾人社群的代表指出，東北部市鎮種植園的環境自迪亞斯時代以來毫無改觀。還有的代表提出要求農民獲得更多進入市場的機會，抱怨當地的中間商操縱價格、控制運輸和信貸的渠道。代表們還要求在教育中使用土著語言，保護土著文化。最後，代表們提出，在主要城鎮之外的地區，衛生狀況惡劣、醫療服務缺乏是造成疾病和嬰兒死亡率（1970年為千分之四十二）居高不下的主要因素。
以上帝的名義（5）
這次大會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策爾塔爾人、佐齊爾人、託霍洛瓦爾人、喬爾人第一次坐在一起，討論、傾聽共同的問題。揭露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前提。一位代表說：“巴託洛梅教士留給我們的自由在哪裡呢？同伴們，巴託洛梅教士已經不在了。我們以他的名義召開這次會議，而他已經死了，我們也無法指望另一個他。誰會來保護我們反對不公正，並給我們帶來自由？我不相信白人會保護我們。政府可能會，也可能不會。那麼，誰將來保護我們？我相信我們所有人組織起來，就能夠擁有自由，就能更好地工作。我們所有的人團結在一起，就能成為巴託洛梅。”
土著大會的工作並沒有因會議的閉幕而結束，代表們將會議精神帶回了各自所在的社群。他們放映關於會議的電影，以土著語言講授墨西哥和恰帕斯州的歷史、政治、經濟。運用在籌備會議過程中建立的組織網路，教士們繼續與來自不同地區的土著代表接觸，在不同的地區構建了民眾政治參與、包括婦女和兒童參與的基礎。
1974年的土著大會對於此後恰帕斯農民組織的建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一方面，這次會議將來自全州不同地區的印第安人集團召集起來，有助於突破種族界限，使他們意識到所共同面臨的問題，確立了他們之間相互交往的渠道，構建了不同種族集團間聯絡的橋樑，這些對以後建立有組織的聯盟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這次會議以無可爭議的證據向非土著的左派組織者和活動家證明，即使是講某種單一的瑪雅語言、具有獨特的種族和文化特質的印第安人也能夠組織起來。
在此次會議之前的幾年內，土著問題和農民問題成為墨西哥左派內部激烈爭論的焦點。很多知識分子否認土著人口在政治上的潛在的價值，認為不值得去組織他們，因為他們代表的是社會中無政府狀態的、倒退的部門，阻礙了推翻資本主義所需要的無產階級意識的形成。受教條主義的影響，這些學者以為，只有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階級才有可能發動革命，他們不承認前資本主義社會中農民的革命作用，不支援農民爭取土地改革的鬥爭，因為他們認為農民效率低下的生產方式將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古巴革命後，特別是格瓦拉動員農民和印第安人進行遊擊戰爭的失敗，就說明了這一點。
然而，也有左派知識分子強烈反對這種觀點。阿圖羅·沃曼（Arturo Warman）撰寫了《我們達到目標：莫雷洛斯的農民和民族國家》一書，認為，農民生產，在30年代卡德納斯農業改革的推動下，已經成為墨西哥城市經濟發展不可缺少的前提，它提供了廉價的食品，使得工業部門有可能保持低工資水平。阿拉因·德·漢維裡（Alain de Janvry）寫了《農業問題》一書，指出農民應被看做半無產階級，因為他們在農村生產食品的同時，也在城市作為臨時勞工出賣勞動力。還有分析家認為，農民爭取土地的鬥爭，與工人在工廠或農場爭取改善勞動條件的鬥爭沒有根本性的差別，農民生產看
